从禁约装扮竞演活动看唐代的演剧生态

唐代在太常之外置梨园与东西二教坊,为民间戏剧演出提供了活动空间.戏剧搬演走向高潮的突出标志,即分朋、分市竞演活动的产生.上层的禁断并未发挥实际效果,却从反面显示了唐代演剧活动在表演形态、场景装置、服装道具、戏班体制等方面不断成熟的盛况.正是这种对阵竞演、俳优竞谑、聚伙搭班的风气,促成了唐代演剧生态的兴盛和繁荣.     

论元散曲的否古之词与谬史之音

通过对元代纪游怀古、摭史抒怀散曲精神意脉的分析，认为元散曲承接着传统诗文不绝如缕的怀古之叹和咏史之音，以尖锐凌厉、直露亢爽的否古之词，以疑古非圣、亵渎权威、嘲弄英雄、颠覆传统的谬史之音，为元散曲的精神意脉注入了大气、坚实、厚重的养料，造就了元散曲深刻的理性内涵和时代特色，引领了明清戏曲对历史进行艺术反思的浪漫潮流，成为古典文学近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学史意义是深远的。     

明代士大夫:戏剧肇祸与道德救赎

明代中期以后禁毁戏剧愈演愈烈,加之时事政治斗争的复杂,文人士大夫因戏剧肇祸的事件频频发生,而不少文人又挥戈而起,对"戏剧戕人之恶"口诛笔伐,并通过官箴俗训、功过格等言论和行动参与禁戏,这种文人作剧被禁与文人禁戒戏剧的悖论循环.反映着明初以来官方禁撰禁演禁观赏的戏剧文化管理政策,已形成了惯性延续的舆论禁忌和强势社会控制,造成了明代戏剧生态环境的芜杂和恶化.     

唐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意趣

从唐代开始,弄孔子、乱经传之优戏表演不断涌现。作为一种由学术论议、宗教讲经演化而成的以插科打诨为主的特殊戏剧形式,唐代“弄孔子”的活动始于宫廷,由优伶传及民间,形成化雅训为俗讲、化圣经为讹传的戏弄艺术。考察这一戏剧形式的演出与流播,有助于我们了解装扮表演孔子由宗教而伎艺、由伎艺而戏剧、由雅及俗的俳谐意趣中所隐含的关于唐代政治、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丰富历史内容。     

汉族与少数民族“牛郎织女”故事母题的共同意识

在我国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故事是流传时间最久远、流传范围最广泛的“异类”婚恋民间故事母题之一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下,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与汉族的牛郎织女故事相比较出现了同中有异的特点。汉族与少数民族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在仙女下凡、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以及仙女返回天宫等方面呈现出共同意识倾向,如“仙女下凡”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以及“仙女返回天宫”等情节方面,这些共同意识对于分析各民族文学的传播特点、民族信仰以及民俗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汉宫秋》的有我之境看元杂剧的意境创造

本文考察了《汉宫秋》的有我之境与元曲境的创造过程,认为：《汉宫秋》立意写情,以情造像的思理在性格的塑造中寄托着自我的心象,在个性的展示中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评判与多层的情感意绪;情与景会、景事相依的建构方式营造出的规定情境,在展示人物心理波澜的过程中,进泻出作者积郁在形象中的情感激流;词采的诗意美、精彩关目的措置以及意味深长的结局处理,强化了曲境作为“有我之境”的意味和情韵。这种意境创造的过程,体现出元杂剧作为叙事文学承续传统抒情文学审美风致时所确立的自身成熟的艺术机制,也是元杂剧独具魅力与情韵的关键所在。     

愤世·遁世·乐世——论隐逸散曲的情感维度

隐逸散曲情感书写层次的展开与变化,表现出愤世抗辨之思、遁世任真之吟、乐世归俗之趣的多向性维度。隐逸的题旨与强烈的愤世之情相绾结,个人批评话语的突入,赋予了散曲瓦解传统、追求个体真实的新质;而道情唱理、超圣入凡的隐逸之音。更与无往不在的乐世归俗精神相激发,彰显了散曲创作弃道图存、贵适乐生的自体价值。     

明清禁毁戏曲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

明清禁毁戏曲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表现在:禁毁剧本剧目的影响是有限而隐性的;对演剧活动的禁毁则走向目的和效果的悖论;禁戒戏曲参与主体而屡禁不止;在禁毁与评赏之间,则反映了统治者对待戏曲的矛盾和困惑。禁毁戏曲与戏曲生态发展参差交锋、利弊相依,显示了官方文化政策的复杂性与封建文化的守成意识。     

啸声秋韵中的生之呐喊──论散曲文学的生命情态

散曲文学中积淀着厚重的生命能量,其生命情态是丰富多样的。末路之啸是士人群体生命价值沦丧时感伤低沉的生命回声;荒寒秋韵是伴随着个体生命蜕变的面向自然的沉思;而激扬的呼告,则是向传统挑战的生命觉醒姿态与宣言。     

东大本双红堂藏清末四川俗曲唱本九种研究

东大本双红堂藏清末四川俗曲唱本64册,系长泽规矩也先生旧藏。其中九种俗曲唱本乃是反映清末以来蜀地生活风俗、民情物理的说唱体作品,刻本流播广泛,形制体式丰富,穿缀方言俗语,说唱夹白,流转叙事、乃至拟剧搬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调和劝勉、劝诫、劝惩的情感取向与主题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