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

谢无量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的作者,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其朱子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追溯和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     

《朱熹〈中庸〉学研究》导论

本文简要梳理了研文朱熹《中庸》学的脉络,以期促进对朱熹的深入研究。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既有对于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迹和朱熹学术思想的阶级分析,也包含了对于朱子学的学术探讨。这种具有明显政治化倾向的学术研究,虽然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政治层面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层面的肯定,成为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一种特色,并对后世影响很大。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民国学人对朱熹与陆王的调解

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对朱熹与陆王的异同有过论述,既有如汤用彤、谢无量、钟泰、吕思勉等学者讲二者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又有唐文治、贺麟、钱穆等学者从各种层面对二者进行调和;冯友兰等学者虽然将二者对立起来,但仍然强调二者在学术层面以及经世致用层面上的互为补充。这就是贺麟于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在总结当时中国哲学研究时所提出的,理学中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这与现今较为突出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差异与对立,形成鲜明对照。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