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摆脱行政诉讼的困境

行政诉讼的发展与其他诉讼相比 ,仍显得步履维艰。我们应探求问题之所在 ,积极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行政诉讼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是由于立法时经验不足造成的 ,因而需要理论的积累和指导 ;行政诉讼较难解决的是体制问题 ,只靠法院单方努力不行 ,需要在体制上实现变更 ;执行难则是既需要法院努力也需在体制上动手术的问题     

行政复议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1978-1990年)1.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据统计,我国当时已有近百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复议作了规定,其内容涉及公安、工商管理等20多种行政管理活动.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的普遍性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时期行政复议的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

笛卡尔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主要是从完满存在的观念和自我的有限存在这两个论据展开的.处于思想近代化初期的17世纪复杂的思想背景,决定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信仰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交织差不多是笛卡尔及其同时代杰出思想家们的共同特征.而上帝,无论是作为信仰的根基,还是作为理性之先定必然性,都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不可须臾离弃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笛卡尔的思想就成了无根的游魂.     

苏格拉底：理性与德性

确认人的主体性，建构基于普遍理性的知识与生活，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主题。他的德性论以知识论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之确立为核心，开始于自我的理性反思，而展开于自我之道德实现。无论知识还是实践，都贯穿着理性的逻辑。正是这种强调知识论、伦理学与存在论相统一，洋溢着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超越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深刻改变了希腊哲学的思维轨迹，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公法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发展市场经济、保护环境、完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进行司法救济的需要等具有重要的作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肯定.由于我国公法诉讼和私法诉讼是截然分离的两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并不能针对政府或者行政机关提起,因而从公法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十分必要.     

文明批判:卢梭与启蒙运动

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极为复杂.在启蒙运动高歌猛进的时代,卢梭敏锐地看到了文明的进步本身具有的内在的对抗性质,意识到了启蒙主义可能出现的危机,并基于自然的理念对文明展开激烈的批判,不仅批判启蒙运动所批判的东西,而且批判启蒙运动所宣扬和维护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批判又正是启蒙运动之批判精神的深刻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运动的终点不过是卢梭的起点,卢梭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启蒙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现代性的危机.     

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基础共识:从施特劳斯到罗尔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中外学界还有不少模糊之处。笔者以施特劳斯的经典论文《什么是政治哲学》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为契机,探讨了政治哲学事业内含的对正义和善的价值追求,勾勒了罗尔斯的经典论文《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关切,并通过海德格尔对共在的论述,澄清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共在意识。在此基础上,解释了为何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并指出他与施特劳斯的区别在于:后者致力于阐释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而前者致力于在此基础上开出适合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政治哲学话语。     

苏格拉底:灵魂与身体

苏格拉底以单一性、独立性、不变性和不可见性来界说灵魂,把这个绝对的精神实体视为真正永恒的实在.他对身体的贬抑及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虽然体现了一种宗教性的激情,但也彰显了超越宗教性的高远的伦理意图和哲学目的,这就是确证人性的本质和尊严,强调人的存在的超越性、道德性和反思性.     

民主、善治与公众参与——湖南行政程序立法在中国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从政治领域的选举、代议走向行政领域，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具体行政行为等都打上民主参与的烙印；与此同时，强调双方协商沟通并达到社会共同治理的“善治”也渐渐有取代“管理”的趋势。这两个方面的社会进步，其实都集中到行政程序法治建设中。公众参与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最重要一环，是行政领域的民主制度，是达成善治的途径。《湖南省行政程序条例》的出台，是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从理念迈向具体的重要一步。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从行政民主跨进政治民主，也许是符合国情的理性、稳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