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灵魂的二重性与救赎

在苏格拉底看来,作为最接近于神性存在的灵魂也会具有二重性,这就使恶的出现有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恶在灵魂中有其本根性的存在,它不过产生于灵魂的一种缺欠,即道德智慧的缺欠.这种缺欠源于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及身体对灵魂的禁锢和污染.灵魂的这种存在境况表明了净化灵魂以摆脱轮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哲学就是最高的净化形式.苏格拉底对灵魂二重性及救赎的论说,兼有哲学与宗教的双重性质,其根本取向是确立理性在灵魂与实践生活中的主导性.     

对罗尔斯宣言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所致力于的,不是经验地描述既有的制度允许或是不允许哪类行动,不是把任何给定的制度或行动当作现成的正义模型然后再对其他制度和行动予以解释和评价。罗尔斯关注的,是如何为制度正义、行动正义、动机正义乃至人格正义的结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提供合理解释和规范辩护。因此,当罗尔斯在他正义之思的开篇宣言里重点提及制度的正义问题时,他一定不是在漠视行动正义、动机正义或人格正义。相反,当罗尔斯强调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制度时,他一定有更深的理由认为:要首先对关乎社会制度的社会正义进行建构式理解,才能更深地洞悉人的正义(行动的、动机的、人格的正义)。     

葛兰西: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

葛兰西不仅是文化战略家,而且首先是政治战略家。他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而且针对不同于革命前俄国的西欧社会,提出了全新的革命战略即“阵地战”。这一战略基于对革命战略更广泛的理解,把夺取文化领导权、争取“公众意识”作为主战场。葛兰西这一思想对其追随者影响深远,但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深刻质疑。而欧洲共产主义及其左翼批评者已有的历史则表明,自葛兰西、卢卡奇以来,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真正有效的政治战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格拉底：灵魂与身体

苏格拉底以单一性、独立性、不变性和不可见性来界说灵魂，把这个绝对的精神实体视为真正永恒的实在。他对身体的贬抑及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虽然体现了一种宗教性的激情，但也彰显了超越宗教性的高远的伦理意图和哲学目的，这就是确证人性的本质和尊严，强调人的存在的超越性、道德性和反思性。     

形象的哲学——试论萨特

阿尔贝·卡缨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这种看法完全适合于思想家让—保尔·萨特。萨特1974年8—9月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我要在提出我对世界的看法的同时,让我的文学作品或随笔中的人物,按照这种观点生活,我是在给我的同代人描述这种观点的。”可见,文学是萨特用来宣传自已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工具。1975年,米雪尔·贡塔问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政治和哲学。”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萨特参加当代社会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萨特毕生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他既喜欢司汤达,又喜欢斯宾诺莎,他拒绝把哲学同文学割裂开来。”(《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子的回忆录》)     

贝克莱哲学的基本性质

贝克莱从洛克出发,但却背离了洛克的方向。他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是一个不彻底的经验论者,而这一切又都以其基督教信仰主义为基础,他对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在他的哲学话语中,上帝始终是一个元叙事。由此出发,才能正确理解贝克莱哲学的基本性质及神学本质。     

1957-1960年间的《长生殿》讨论：人性论及其批判

1957-1960年间的《长生殿》研究仍主要集中于思想主题。在此期间,沉寂三年的爱情主题说重出江湖并再次成为焦点。其支持者从人性论、典型论角度对这一主题说的申辩所引发的讨论,使《长生殿》思想主题的研究超越文本研究的范畴,而触及文艺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来有可能促进《长生殿》讨论的深入发展。但政治风向与思想氛围的变化,改变了论争的基调,学术讨论再次演变成了思想批判。     

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

黑格尔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认识模型,在现代受到了兴起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扩展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以系统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严重挑战。作为方法论思潮的结构主义虽然并不直接源于这些现代方法论,其经典著述也很少涉及后者,但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在现代科学的背景和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仍属于现代方法论潮流。它的出现反映了欧洲思想界重新解释历史和历史认识的理论意向,引起了当代西方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的重大转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是,法国结构主义却把结构分析这一科学方法夸大到绝对,使之与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对立起来,从而     

族群意识与族群共同体──中国古代族群意识的发展

一从远古到三代,华夏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越是远古,氏族越众,部落越林立。这些部族各自居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血族群体。此后,随着部落间的冲突与融合,逐渐并合为一些较大的族团或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地缘性社会政治因素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兼并愈加激烈,族团数量亦逐渐减少。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商汤“景毫之命”,与会者减少到“三千诸侯”（《逸周书·殷视解》）,到周初则只有1800余国了。周代推行分封制,实行军事殖民,各方国…     

从真实到象征--中国古代血缘认同与始祖神话的历史演变

血缘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共同世系的追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一直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而其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但是,古代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部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首先,在以血缘关系为唯一基础的氏族或部族意识中,血缘认同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基础的民族意识中,血缘认同较之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大多是对真实血缘关系的观念反映,而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则主要是象征性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世系不过是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关系与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