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多侧面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创作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在我国第一部文论巨著《文心雕龙》里,对此作过相当深刻的探索和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这些论述散见于《文心》各篇,可是细心寻绎,那就不难发现:它们原来相辅相成,以“时”“物”为基础,“心”“神”为主导,“情”“理”为内容,“言”“辞”为载体, “声”“采”(即所谓“宫商”“朱紫”)为美饰,构成一个由“观览”而产生“感兴”、由“感兴”而“联类”不穷、由“熔意”而铸造“意象”、由“裁辞”而定墨“成篇”的连续有序的系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勰早已掌握了“系统论”的观点、方法。不过,文艺理论正如其他精神生产一样,既有时代性、探索性,也有延续性、积累性、继承性。所以,刘勰的头脑里虽然没有今人所谓“系统”、“信息”、“载体”等等新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和探索规律时,没有约略接触到、觉察到今人正向纵横拓展的研究课题。下面,我们仅从“神”与“物”、“情”与“辞”、“力”与“美”三个角度,谈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神思”浅释

“要用形象思维”,这是诗歌和一切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先后从艺术规律、历史经验和当前任务等不同角度,三次强调“要用形象思维”,这无异给否定形象思维的“四人帮”以当头一棒,同时启发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和掌握形象思维方法,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     

《离骚》与《神曲》

<正>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和但丁(公元1265——1321),虽然时隔千余年,地隔几万里,可是他们的生活道路和代表作品却异中有同,存在不少惊人相似处。下而,我就略举同异,谈谈两者的类同性和独特性。不当之处,还望同志们指正。1 众所周知,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多数史学家认为,这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七国纷争向中央集权过渡的重大转折时期。当时,秦最强,楚最大,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都有统一中国的条件。     

《文心雕龙·原道》说——兼与马宏山同志商榷

《原道》是《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本篇在阐述文道关系时,还论及道、圣、经的关系,为《征圣》《宗经》张本。所以,探讨刘勰“原道”说的实质和“原道,征圣,宗经”三者关系,必须从本篇入手。     

略论李白《临终歌》的深层意蕴

我国自从屈原触类取象,以橘自况之后,不少深于比兴、善于取象的诗人也托物寓意,创造了许许多多“物”“我”同一的自我象征。例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的碧荷、“虽照春阳晖,复悲高秋月”的孤兰、“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和“皓齿终不发,劳心空自持”的美人等等,其实都是负才拓落的诗人自我象征。但最典型的,还是他长歌当哭的《临终歌》:     

试论党的文艺方针的“变”与“常”——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本文认为《讲话》发表以来,党的文艺方针的发展规律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变,指其内涵和表述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有所变动。常,指50年来党的文艺方针有条一以贯之的红线,这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理想和马列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变,是常的要求;常,是变的根据。因此我们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时,必须守“常”适“变”,才能发扬光荣传统,做出新的贡献。     

《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结构方式、表述方式

《文心雕龙》是我国进入“文学自觉”时代之后,为了纠正务华弃实、摈古竞今和爱典恶华、贵古贱今两种偏向,努力弘扬优秀传统、完善新鲜经验而创作的文论巨著。它那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独创性浑然一体,表现在思维方式、结构方式和表述方式三个层面。相对地说,处在表层的表述方式虽因时隔１５００年,其借鉴意义自然低于处在深层的思维方式和处在中层的理论体系及其结构方式;然而欣赏和研究《文心雕龙》,又非玩绎其文辞不可。因此全面探讨其“三式”,对更具体地了解其“三性”以及更深入地批判继承其遗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北京门头沟区创建京西人口文化节宣传服务品牌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口计生委与相关部门联合，2006-2008年，每年一个宣传主题，每届若干宣传服务活动，连续3年举办了京西人口文化节，创建了门头沟区人口计生宣传服务品牌。     

“风骨”四题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的老大难。多年来,学术界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我正是受大家争鸣的启发和鼓舞,也想略陈管见,以就教高明。     

中越两部《金云翘传》的艺术成就与现实意义

越南诗人阮攸的长诗《金云翘传》，取材于中国的同名小说．两书异曲同工，生动地描述了临淄妓王翠翘被侮辱、被迫害的经历，尖锐地批判了诬良为盈、逼良为娼、恃强凌弱和背信弃义、见色思淫的衣冠禽兽。由此来看，明朝成化以降，淫书选出，甚至以描摹世情著称柏《金瓶梅》也未能允俗；而以妓女为主人公的《金云翘传》却能不涉淫滥，力图将审美与匡恶扬善结合起来，这不仅对彼时被地，而且对此时此地那些沉湎于淫秽的“风月笔墨”者，无异一帖祛邪解毒醒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