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

法国拉康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他的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发展,他本着使精神分析哲学化的初衷,提出了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新构架。其关键概念是镜像阶段,使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从儿童心理学方面得到补充,成为有个性历史过程的概念。他在自我想象、现实之间建立了结构分析模式,把符号学的原理用于精神分析,创建了独特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德国兴起的"民粹派文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条顿狂"、四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的批判与对五十年代末德国作家兼学者拉萨尔"国民戏剧"的评论.也正是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批判与评论的过程中,马恩的"世界的文学"思想逐渐形成系统理论.他们致力于改造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最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的文学"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化.马恩通过对具体作家与文本的剖析,指出十九世纪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本质是以德国统一为口号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其政治理念是日尔曼式的封建复古主义,这种思想与经过马恩改造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业文明已经彻底挖掉了一切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坚持对民粹主义文学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的批判态度.     

中国现代“生态书法”与东亚现代派书法

中国生态书法是一种现代书法,是“天人合一”的书写方式,追求人类主体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文字书写方式,是当代“生态艺术”(人体艺术、自然介质与动植物艺术)的一种。生态书法取意“道法自然”,依据儒学的生态思想创立。通过自然万物的客体意象与主体审美观念的辩证作用,形成中国现代书法特有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书法原则。而日本现代派书法则继承了禅宗书体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精神,使得东亚现代书坛具有多元性与现代性。     

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

中西诗学的研究中"理"与"理念"均为重要观念.本文以叶燮<原诗>中的理与西方诗学中从柏拉图至黑格尔为代表的理念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叶氏诗学中的理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其实是与意象相通的情理;而西方诗学中的理念则表现为对于抽象存在意义的追求,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有诗为理念及其显现的精彩论述,但最终仍然走向理性中心;二者之间的差异基于中西诗学的核心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同.     

中国文明本土东部起源说新证——在“东亚文化交流和典籍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作者提出的“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为本土的龙山文化即所谓的东夷,从城邦起源与文字起源的比较文明角度论证了,中国东部城邦与古代陶文是中国文明建立的标志。考察了东部古代帝王的西迁过程,指出陶文成为甲骨文字的前身,为争论已久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提出了新的证据与说法。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明学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强调,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1中国传统文明与世界文明通过"融新"之道,将创造人类社会多元文明的新秩序。2014年是中国比较文明学研究结出硕果之年,《比较文明学》(五卷本)出版,这是一部150万字的著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与当代创新模式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文学的符号实践观念

本文针对已流行的各种文学的定义,即非实践性的思维、情感活动,认为文学是一种实践、一种社会生产形态,即马克思的文学艺术与实践的思想。文学生产的工具是语言符号,而文学符号本身是社会生活的表现,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精神生产的特征。作者对文学符号实践的几种异议进行了分析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