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的身心表达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意识到自我身心的受损,萌发了归向自然和居住田园的淡泊之志,以此来逃离仕途对自我身心的羁和拘,渴望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之境.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身心舒展,实现了他乐"真"的理想.陶渊明从"羁拘"到"乐居"再到"真趣"的一系列身心表达以及他在玄理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境界,丰富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拓展并深化了魏晋风度的内涵.     

亲缘选择能否印证《孟子》之四端说

亲缘选择是一条影响深远的自然法则,也是当代伦理学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外学界对亲缘选择与孟子学说的关联均有所关注,也有学者认为亲缘选择能为孟子学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四端说是孟子伦理学体系的核心,故此可设如下的议题：亲缘选择能否印证《孟子》之四端说？根据《孟子》四端说的文本以及历代解读的分析,所得结论是：亲缘选择不止对四端说起不到印证作用,而更迫使当代诠释者对于许多四端说的解读,降低其置信度。与亲缘选择相符的四端说解读,应该重视文化的熏陶作用,应该承认四端为人禽共有,也不该将四端设为纯粹形上对象。亲缘选择对孟子学说的印证效能,需在四端说之外去寻找。     

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

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进富民强省新跨越。我省在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大背景下,2009年12月10日,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湖南社会科学60年暨省社科联恢复活动30年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省内老中青三代社会科学优秀专家代表和来自高等院校、党校、军校、科研院所、实际工作部门等单位的代表,欢聚一堂,回顾我省社会科学事业6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各学科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总结,并展望了我省社会科学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这次座谈会多有精彩之论,这里仅以笔谈的形式选择刘茂松等9位专家的发言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高血压病微血管病变在微循环和血液流变中的临床应用

目的观察甲襞微循环指标和血液流变指标在高血压病的微血管病变研究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分别测定了91例中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54例中老年健康体检者的甲襞微循环和血液流变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高血压组的甲襞微循环管袢形态积分及总积分、血液流变指标中全血高切粘度(200S-1)、全血低切粘度(2S-1),红细胞压积(HCT)、红细胞刚性指数(IR)和红细胞变指数(TK)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01).结论甲襞微循环检查与血液流变学检测对监控高血压病程进展,筛选药物及预防高血压慢性并症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严三实”与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

<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今年1月,中央就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部署。应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同时也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包括思想文化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早就在实施这一战略。     

探讨玄学与理学之理路的文化意义

在世界历史上那些产生最早的重要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独特体系。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学界的共识①。但是,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仅存的既久远又未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首先会想到中国三面高原、一面浩瀚大洋的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想到黄河、长江流域那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想到那高度统一并长期延续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中华古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外在条件。但是,我们还十分关心中华文化能够源远流长、蓬勃发展的内在条件与传承脉络。在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过数不尽的自然灾害、环境变迁、社会忧患、异族铁蹄,但是,中华文化不仅能够倔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历史长河中     

湘学的传统形态与近代转型——以谭嗣同及其浏阳之学为视角

谭嗣同是一位深受湘学传统影响的著名学者,其“学”、“政”、“教”结合的学术旨趣,正源于湘学学统.从区域学术史的角度看,谭嗣同个人的学术历程其实也是湘学史的演进历程,其新学学术形态的转化体现了湘学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学术理路.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良知的裂变——论王艮

王艮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儒家学者，他年轻时家境贫困，曾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后又从事经商活动并日渐富裕。王艮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对他的思想形成、创立学派有很大的影响，故而王艮及其泰州学派被人称之为平民儒学，他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的思...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道德

在早期儒家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基础上,朱熹更为系统和精密地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在重视和突出了知识意义及其独立性的同时,指出了知识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也强调了道德对知识的范导意义与知识的道德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