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宪法制定史与初步运行史的解释

美国内战是由联邦宪法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对以下结构性、原则性问题上的妥协、回避与处理不当所致:联邦制度和最高主权归属的问题、共和制度与奴隶制度的关系问题。在存在这种内战祸根的前提下,宪法规定的刚性修正程序最终为它们在宪法初步运行阶段的宪政体制内彻底解决,设置了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与法律障碍,从而使得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

“吉田路线”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之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双边同盟和多边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决定性框架,同时对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日美关系实施自制性措施来应对四次经济危机,并通过ODA为国际做贡献,借助峰会、GATT、APEC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安全领域,并在与美国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来消弭贸易摩擦,还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保护全球环境等探索突破传统型经济外交。同时,日本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权威性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的错误和冲突,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10年以来,面对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和强势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针对经济安全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既具有连贯性,又呈现出人意料的振幅和变化。     

人间的神祗：俄狄浦斯神语的神话解读

俄狄浦斯处在希腊神话的英雄时代,身份是半人半神.他不仅讲我们熟悉的人类语言,也讲着我们不熟悉的神的语言.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俄狄浦斯的神语,从而造成对剧作解读的偏差.俄狄浦斯的神语,是剧作本身超自然和仪式因素中最难理解的方面,对它的理解必须回到神话与宗教本身.纵览本剧的批评史,这样的解读不可或缺.     

农地入股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法律解析

江苏、山东等地的地方性立法将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但是实践中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普遍采取的“固定收入＋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却明显不同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主要按惠顾返还”的分配原则。这不仅给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定位及其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调整的合理性带来了困惑．而且还产生了基于“固定收入”形成的债权为何能够突破债的平等性、具有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法律效力的困惑。如果以社员惠顾为视角,不仅困惑得以解析,而且还可以理顺家庭承包地入股的法律性质、土地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与利益分配规则之间法理上的逻辑关系,促进农地入股合作社各项法律制度的体系化。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困境与发展前景

面对今天的政治现实 ,比较政治学传统的四种分析框架即系统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阶级理论不足以解释现在的政治现象。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以研究新的政治问题 ,是摆在比较政治学家们面前的主要任务。     

以发生学方法架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不够多样,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等不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有很好的启迪.为使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更好的发展,可以采取发生学的方法,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根源、发生基础、发生过程进行研究,以深化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现状及标准化问题分析

一、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电子政务考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普遍应用,电子政务(Electronic covernment,简称E-gov)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被视为传统政务的必然发展方向.……     

以发生学方法架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不够多样,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等不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有很好的启迪。为使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更好的发展,可以采取发生学的方法,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根源、发生基础、发生过程进行研究,以深化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再论藏语康方言的分类

关于藏语康方言到底有多少种，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看法不尽一致。通过对藏语康方言的系属、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域和分类、选点调查，以及藏语康方言识别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探讨，指出在进行藏族方言和康方言研究时，尽可能不用某一量化的标准进行一刀切式的衡量，而是根据具体方言事实，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及语言人文环境确定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有利于解决藏缅语族语言或方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8年沪深股市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国有企业高管同时具备“经济人”“政治人”的特征出发，探究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越高，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小；在采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经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减小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