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 ,铸造了一个类似“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的作用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 ,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个特征 ;追求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 ,是其第二个特征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 ,是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遭遇与处境 ,主张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 ;而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变动 ,愿意在历史的大关节、大转折点上下功夫 ,则是这一学派的第四个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特约评论人语

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这大概…     

进入学界主流的办刊思路与成功经验

<正>我曾经对如何办成一流的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借用山东大学原书记郭新立教授的一个见解,就是“不入主流,难成一流”。换句话说,进入学界主流,才能成为一流。我个人感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办刊的成功,就在于它已经进入了主流之中,然后取得了这样一个耀眼的成绩。     

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

星移斗转 ,光阴似箭。在进入 2 1世纪的第 4个年头 ,中国海洋大学满怀豪情地迎来了建校 80周年的盛大节日。这风风雨雨的 80年历史是海洋大学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海洋大学的前身是 192 4年创办的私立青岛大学 ,此后历经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和青岛海洋大学 ,2 0 0 2年 10月又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回首历史 ,海洋大学与已积百余年跬步的山东大学有着近 30年的共同期 ,而在这个共同期内 ,一大批文史宿学相继聚集在美丽的青岛海滨 ,“焚膏继晷领风骚” ,铸就了誉满海内外的人文辉煌 ,为山东大学和海洋大学的校史谱写下了光彩灿烂的一章。这一骄人的学术传统不仅为山东大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它也使海大人魂牵梦绕 ,难以忘怀。在海洋大学 80华诞到来之际 ,我们特邀请了山东大学和海洋大学部分专家撰成这一组文章 ,期望通过追寻学校发展渊源、探讨校史研究方法 ,共谋重振人文辉煌发展大计。     

斯大林地理环境观的再认识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     

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

当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会有一个明显变化——一本期刊有两种文献引证方式,即页下注释与著者—出版年体例并行。"一刊一制"的文献引证方式已实行了几十年,十年前并无争议,只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问世,且所有高校学报和部分社科期刊都将此当作编排规范执行后,方才争议迭起。批评之声既来自学者,也来自读者和编者,因为该规范与所有学科的惯例相去甚远。本编辑部于2007年8月20日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是二十多位高校学报及综合性社科期刊的主编近年来反思成果的一次集结。会议取得了极大成果,一是15家学报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二是深入讨论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讨论超越了现行规范具体条文的优劣而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制定规范的目的是什么,规范应为谁服务?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促使与会各刊基本达成了共识:由于学科差异的存在,"一刊一制"对部分学科的损害不可避免;学报的现行规范脱胎于评价规范,对所有学科的损害都不可避免;因此,应摆脱对"一刊一制"和评价规范的拘泥,允许不同学科采行各自通行的体例,即允许不同学科的学者在页下注释和著者—出版年两种体例中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期刊为科研服务的宗旨。从放弃"一刊一制"到选择"一刊两制",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也有许多困惑始终伴随。诚如龙协涛先生所言,编排规范问题并非雕虫小技,而是一个不能小视的学术问题;进而言之,更是一个与期刊的学术立场相关的问题。鉴于此,我们选刊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以展示办刊人对编排规范问题的反思。各人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探索,都是为了共同的学术事业。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成果——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端于20年代,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刺激并推动了它的形成,到40年代,这一史学流派则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史学体系。这一史学体系不但在中国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直接影响了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科学所发生的变化。有鉴于此,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饶有新意的研究论著不断刊布于世。我们新近读到的原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家梅希蒂尔德·罗梅君博士的     

笔底波涛 千年沧桑──评《前期法家研究》

笔底波涛千年沧桑评《前期法家研究》王学典青年学者曾振宇的新著《前期法家研究》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法、术、势”社会政治哲学的学术性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掩卷而思，作者在熟练地运用与引征诸子史料的基础上，更加注意自身对这一类学术问题...     

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