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讨:面对面的学术论争——范伯群致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根据袁良骏先生的《“两个翅膀论”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再致范伯群先生》一文的观点,范伯群先生以书信的形式作了回应。认为袁先生对“两个翅膀论”质疑的观点已经多次发表,对立双方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作了公开论辩,无需再辩。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他在中国文学馆论辩的“对话录”中的观点,摘录如下一、文学只有“多元共生”,才能满足全民中各种群体的需要。二、要分清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界线,庸俗文学总会打着通俗文学的招牌出现,应在分清的前提下予以批评或批判。三、由于普通老百姓对于通俗文学的爱好,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四、想用一种文学例如“雅文学”将“俗文学”扫地出门是一种“无效劳动”。五、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教训都应总结。六、既然群众对文学有“多元共生”的需求,那么各种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都有进入文学史的资格。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

本文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萌生的界碑 ,应建立在 1 9世纪 2 0世纪之交。在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的文学革新运动中 ,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各个领域几乎是齐头并进 ,各显神通 ,虽然成败不一 ,但就总体而言 ,已初具文学现代化的新貌 ,而变革时段的“公约数”是“世纪之交”。作者还从通俗文学的角度 ,分析了文学如何与市场结合 ,这也是标志现代文学形成的一个界碑     

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

明末是中国自身近代化的序幕,上海开埠则是中国“被现代化”的加速器.通俗文学的阶层依附应归属于市民大众,中下阶层市民是它的忠实读者,除娱乐功能外,它还是农本社会乡民转型为资本社会市民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但这些有益于市民大众的文学却受到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对此类批判提出了异议,他们或认为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乡民市民化”的引桥,是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或认为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鸳鸯蝴蝶派在平民化、世俗化和文学商品化等方面,以及在现代写作传播体制的建构中,扮演的是先行者的角色.的确,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文学,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在这条“文学链”中,鸳鸯蝴蝶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要展望市民大众文学的未来,这与总结过去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经验教训也有相应的关系,特别是农民工大批进城,“乡民市民化”的问题又成为现实的重大课题,而昔日被称为这方面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的市民大众文学有哪些值得参考?在今天,有些地方“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或实践日程上来,那么昔日乡民步上都市文明“引桥”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仅仅有一套精英文学的评价标准,已不够当代文学发展的运用,多元共生体系的评价标准又如何建构?凡此种种,都可以去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究.     

危机主要不在于“人满为患”和“空间狭小”

1996年 5月 9日至 12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 ,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 ,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 ,有共识 ,有争鸣 ,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 ,以飨读者     

分论易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如何把现代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扰着学界。在具体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别论述易、整合入史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立足于学习西方进行“借鉴革新”的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学史构架,对侧重于面向传统进行“继承改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排斥。然而扎根于本土资源,面对中国问题,现代通俗作家在五四之前的创作已经展现了改良社会、提倡科学与人权等现代启蒙主题,在五四之后也展开了对现代激进思想如“非孝”等的反思。现代通俗作家已经扮演了启蒙先行者的角色,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开始“现代化”。因此有必要修正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以开放多元的心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周瘦鹃和《礼拜六》

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起,周瘦鹃在中国都市通俗文学界中,就是一位创作、翻译、编辑件件皆能的文坛风云人物。其时,严美荪称他“是当今青年小说家中最负时誉的一个人”。早年,他“著、译、编”均极勤奋,曾自述:“吾们这笔耕墨耨的生活,委实和苦力人没有甚么分别,不过他们是自食其力,吾们是自食其心罢咧。”许廑父也说他“平生无嗜好,每日治事,至十五小时,常自称日文字之劳工云”。现在能见到的这位“文字劳工”的最早作品,是1911年6月11日《妇女时报》创刊号的短篇小说《落花怨》和同年《小说月报》第9—12期上的改编新剧《爱之花》。19121年,他在《妇女时报》上就翻泽柯南道尔的小说《军人之恋》和马克思论妇女问题的短文《妇女之原质》。从此,他除源源发表作品外,又热心于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发表于《礼拜六》等刊物上,后结集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卷,于1917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内收四十六家的四十九篇小说。在《丛刻》中,高尔基的作品首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鲁迅和周作人曾称赞他的翻译“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是为近来译事之光。”     

论《狂人日记》二题

《狂人日记》是经过了鲁迅独自的长期苦闷和探索之后,将久久蓄积的溶岩,作第一次火山喷发式的呐喊。按照作家所把握的深广的生活内蕴,它本可流成一条滚烫的岩浆长河——即使写长篇三部曲,也不一定包孕他富有的积累;但是鲁迅偏要以短篇体裁出之。这就形成了小说落笔前的规定情景:“厚积薄发”。这“厚”和“薄”的矛盾必然要求作品以浓缩铀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规定情景又迫使鲁迅要按照内容的特殊需要,作相应的手法的选择。只要我们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作整体比较,就能知道,鲁迅是按作品的内容来     

通俗文坛上一颗早殒的星——毕倚虹评传

(一) 毕倚虹(1892—1926)象一颗闪亮的彗星,拖着悲剧的尾巴,过早地在文坛的苍穹中熄灭了。人们早已忘却了他。但在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有过回忆毕倚虹三章。大家读来也觉陌生,“不知何许人也”了。但是随着民国通俗小说被纳入现代文学史扫瞄的视野,史家们总会再为这位“陌生人”大书一笔,会承认他是一、二十年代通俗文学领域中的优秀作家。包天笑在追忆故友时,不仅满蕴深情,且道出他与这位文友之间的笔墨因缘。包天笑写道:几十年来,心中还一直“横梗着一个念头,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环境不同,另走了一个康庄大道,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我对于他很觉一直抱歉似的……”原来包天笑就是使毕倚虹度一世文字生涯的引荐人,所以在《人间地狱》的序言中,包天     

从通俗小说看近代吴文化之流变

(一) 随着世界的步履向近代、现代乃至当代迈进,随着世界的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地球就越变越“小”。对开放地区来说,外来文化影响的大量渗透,势必使地域文化的韵味越羼越淡。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当然也采取多种措施力求保持地域文化的“活化石”,诸如博物馆式的文化保护区或某一民族传统节日的盛大民俗表演……。既为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的向心力,也可为外来观光客增添旅游风采等等。但面广量大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就越来越显得“雷同化”和带有“世界性”。这是研究近代地域文化史的难题之一。但所谓“雷同化”和“世界性”也是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