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绅士的结构分层和社会属性

在近代社会中 ,绅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比之于其他社会群体 ,其内部的结构分层更为复杂。绅士是由一个多层面粘结而成的聚合体 ,连接这个聚合体的链条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分 ,而捐纳、保举和军功所获得的身分和职衔使绅士群体显露出多极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近代绅士既与封建官僚、知识阶层和封建地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又有着其内在的区别。绅士是介于官、民之间的特权阶层 ,是“跨在民众肩上的骑士”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群体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它崛起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因而其群体结构极为复杂,不仅有传统的功名绅士,辞官退职的乡居绅士以及部分捐纳绅士,而且还出现了大批军功绅士和世袭爵职绅士,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湖南谘议局与近代民主政治

谘议局是近代中国地方议会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统治者首次正式授予人民参与权力的表示,也是中国人政治参与的真正起点。”[1] 湖南谘议局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产物,也是湖南绅士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场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风貌。一190 8年,湖南巡抚岑春在中央宪政编查馆的催促下,在长沙设立了湖南谘议局筹办处,委派藩司庄赓良,臬司陆钟琦,学司吴庆坻为总办,盐法道朱延熙,巡警道赖承裕,劝业道唐步瀛以及在籍绅士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前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麟,翰林院编修谭延,广西侯补道汤鲁蟠等为会办,湖南候补道…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地缘特征及其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士虽分布于全省各地 ,但又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它不仅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关系 ,而且还受湘军和各时期的领袖人物的影响甚大 ,从而造成了近代湖南绅士分布极不均匀的现象。绅士的分布不均 ,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 ,绅士相对集中的地区政治空气浓厚 ,经济发展较快 ,文化教育事业相对繁荣 ;而绅士分布薄弱的地区 ,政治空气沉闷 ,经济发展迟缓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干官权的反常局面。     

"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新论

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史学工作者曾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大多从纯军事观点的角度来探讨其原因,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致败因素,那就是民初的社会心理对这次革命的制约.笔者从民初社会心理的三个方面,系统地加以分析,说明了影响"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导因素不是南北军事势力的强弱所致,而是当时尚未形成一种武力讨袁的社会氛围.当时社会弥漫着的"破坏告终、建设伊始"和厌弃战乱、渴求安宁的社会心理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改名趣谈

正李立三改名只为工友们好认好写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一生中使用过的名字多达30多个。他生于1899年11月18日,是湖南省醴陵县人,原名叫李隆郅,为他的秀才父亲李昌圭所取,希望他日后兴隆发达,出人头地。他改名为李立三是在1924年。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作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邪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     

论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的拯救皇权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中尤以湘乡、新宁等地的团练武装最为突出。他们在办团过程中,开创的“以书生训山农”,注重对团丁进行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宗族组织和保甲合一政策,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