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思想的比较

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是贯穿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在现代社会的双重展开催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现代分工使个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思想启蒙所唤起的人本精神则使个人自由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如何实现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成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反思和重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秉承这一问题,马克思把劳动分工与生产力、劳动异化和阶级斗争对接在一起,力图通过无产阶级运动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与职业选择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涂尔干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社会失范和社会道德对接在一起,力图通过普遍社会道德来克服社会失范,建立个人主义与社会整合相结合的有机团结社会;韦伯则把劳动分工与理性化、祛魅和工具理性支配对接在一起,通过勾勒价值伦理迷失、工具理性支配和诸神之争的社会景象来表明个人自由的灰暗前景.通过对劳动分工的深刻分析,三大思想家展示了个人自由的三种前景:通过消除外部强制来实现个人自由;通过重构个人认知结构来实现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暗淡前景.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及其评价

超越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解释,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路径偶然理论提出政策选择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设计的独立性变量。在偶然性政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的干预作用,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以被动性制度设计或主动性制度设计的方式演进。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分析方法的创新,但它同时带有过多主观构想的色彩。     

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

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     

个体·公民·政治——现代政治的思想理路与悖谬趋势

个体与政治的关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路,个体优先于政治,政治是个体以公民的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它旨在保障个体始终持有人之为人的条件。启蒙政治理念决定了现代国家只能采取民主制的形式。代议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种个体以间接的方式来维护其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启蒙政治理念对民族国家现实的妥协。同时,现代政治实践表明,启蒙政治理念还存在着进一步被异化的趋势,形成个体越来越淡漠于公民的意识,公民越来越淡出于政治的舞台,政治则越来越以个体为手段的结果。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必须取道国民性改造的路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翻译西方citizen概念则是实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五四运动前夕,citizen在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翻译术语多元化的阶段、国家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和个人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不仅citizen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还被赋予不同的涵义。这些术语和涵义后面隐含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不同构想。citizen在当时的汉译方式表明,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     

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形 成了三大发展主轴。 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 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 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 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 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 涌现出田野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 论建构尝试, 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 建构 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充分挖掘本土议题、 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 形成新 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 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