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普适性的考察

文章分别从布迪厄关于社会文化的＂符号暴力＂与＂惯习＂理论,以及翻译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地名的功能与价值和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原则的普遍适应性;针对我国各地城市中英文地名标识各行其道,互不统一的现象,分析论证了我国城市公交英文报站中的站名标识应主要遵循＂音意结合＂的原则。最后基于实例分析对城市公交站名的拼音与英文标识进行细致分类并分别提出可行化对策。     

性别与公共政策对话

进入新世纪,在中国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或社会相关部门的研究者,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公共政策进行性别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推进性别公平公正。本文追溯了性别与公共政策的相遇,讨论了公共政策性别分析包含的内容、性别关系与政策过程的互动,提出了对性别与公共政策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几点思考。     

透纳之光：瞬息变幻的光与色

结合英国学院派画家透纳的作品，分析他对瞬息变幻的光与色的捕捉，通过在绘画实践中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的累积来对透纳的实现绘画艺术目标进行了研究，阐述透纳的作品和透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以及他的绘画艺术实践在艺术史中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古朴典雅的洪钟巨吕——论弥尔顿的“庄严体”

弥尔顿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对英语诗歌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三大史诗的创作实践建构出了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风格——庄严体。以其三大史诗之一的《失乐园》为主要依据,在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想象/设喻/用典、音韵/节奏/诗体和拉丁风味的措词造句等三个方面对弥尔顿的庄严体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正是这种"庄严体"赋予了弥尔顿的诗作,特别是史诗《失乐园》,构思宏伟、语言典雅、音韵铿锵、意象瑰丽的特殊品质。     

人生何以需要道德信仰

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必须以信仰为基础。道德信仰的生成有着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逻辑根据。从人生角度而言,人生具有有限性、未完成性和创造性,这为道德信仰的生成提供了逻辑前提与基础,从而使道德信仰成为一种必然性的产物。     

两部企业宪法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探析——基于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的研究

鞍山钢铁公司和华为公司的发展和成功模式凝练而成的2部企业宪法分别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典企业管理纲领,它们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和中国的管理情境,其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具有可参照性、可移植性。结合2个公司的成长轨迹,深入分析企业宪法内容,可以发现其蕴含的3个主要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整体平衡的管理哲学、"集体主义"的组织行为和英雄领袖的魅力型领导,每个本土管理元素又包含着更多具体的中国式管理理念和方法。     

气体钻与泥浆钻全井段钻柱动力学对比研究

全井段钻柱在井内运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不可能得到比较完美的解析解，如果采用室内试验或者现场试验研究，其成本又会很高且很难实现。因此，在弹塑性力学、岩石力学和钻柱力学的基础上，以四川某井基本钻井参数和钻具组合为依据，采用有限元法建立了塔式钻具钻至1486m井深时的全井段三维钻柱模型和相应的井筒模型，并且建立了钻头与岩石以及钻柱与井筒之间的随时间变化且有摩擦系数的接触关系和相对应的泥浆钻井模型，对比分析了钻柱在动态钻进过程中的井口参数、钻头上压力和转动速度以及全井段钻柱的弯矩扭矩变化等结果，得出气体钻井与泥浆钻井全井段钻柱的运动规律以及钻铤失效机理的差异。为认识气体钻井全井段钻柱的运动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气体钻井中钻柱力学、井斜控制和设备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论法律上的尊严

尊严是宪法和法律的价值灵魂所在,法律上的尊严主要是个体尊严,尊严与自由具有同质性,应该把尊严作为评价法律内容是否良好的标准。法律上尊严的实现靠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司法机关是人的尊严的最终保障者。     

新时期商品国际价值变化的背景、特点及启示

战后,新技术革命引发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对商品的国际价值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如科技因素在国际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扩大化及实现方式多元化、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变间接化、国际价值实现的障碍多重化等。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新时期商品国际价值的变化与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并确保实现国家科技、经济、社会等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