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R&D投入与GDP增长关系及差异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未能转型,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对1998年至2003年我国各省的R&D经费投入以及GDP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省GDP与R&D投入稳步增长,但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反而在逐步扩大;GDP与R&D投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统计线性关系,GDP随着R&D投入的增长而增长;中部地区R&D投入的边际产出最大,西部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适应性有效

通过对产生异常现象的原因进行分类分析,指出原因不同的异常现象具有不同的变化特点,同时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评述,介绍并分析了Daniel和Titman提出的适应性有效的概念,提出了适应性投资策略的概念,并对进行证券市场适应性有效分析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大股东利益输送与投资者保护--一个分析框架

大部分国家的企业股权是相当集中的,现实中控股股东有时无助于监督管理者,而且还会掠夺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造成危害,也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在我国市场上能对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进行投资者保护的力量主要有其他股东力量、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审计师等.     

一类供应链的线性转移支付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不同的供应链设计不同的契约是供应链协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由一个零售商和一个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中,零售商的促销努力水平对供应链的效率有重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线性转移支付激励机制,且证明了在该机制的作用下,零售商将付出对整个供应链最优的促销努力水平,这时供应链的总收益将得到提高,而对新增收益的划分则取决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     

基于质量信息不对称度的消费者效用与企业利润研究

本文回顾并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质量信息不对称以及质量信息不对称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比较产品质量真实信息与消费者预期质量信息对质量信息不对称度进行了定义.创造性地将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引入消费者效用和企业利润的研究之中,基于质量信息不对称度、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构建了消费者效用模型与企业利润模型,讨论了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变化对消费者效用与企业利润的影响,分析了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和消费者偏好变化的经济意义,实例研究验证了本文定义及推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获得了有意义的结论: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发布的信息量来改变质量信息不对称度追求较大的利润,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度控制在合适的水平才能获得较高的企业利润和消费者效用.     

VMI对供应链性能的影响分析

建立了分散式供应链和VMI模式供应链的模型,比较了两种模式供应链的性能,研究表明在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的情况下,VMI的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提出了进一步提高VMI模式供应链性能的有效途径,最后给出了数值算例对结论进行了验证。     

面向CRM的动态质量体系管理数据的模型

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为背景,本文详细地分析了企业质量体系管理的信息层次结构与流程,针对质量体系的制定、改版以及质量持续改进,研究了质量体系管理对数据模型的复用性、可引用性与可回朔性的要求,讨论了现有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局限性,提出了动态质量体系管理数据模型,给出了模型的结构和功能,总结了所提模型的特点。最后,给出了实例分析。     

关于弱化缓冲算子的研究

通过对缓冲算子的研究,构造了几何平均弱化缓冲算子GAWBO、加权平均弱化缓冲算子WAWBO、加权几何平均弱化缓冲算子WGAWBO等若干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实用弱化算子,并研究了其特性及各种弱化缓冲算子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使序列前一部分增长(衰减)速度过快,而后一部分增长(衰减)速度过缓的冲击扰动系统数据序列在建模预测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定量预测结果与定性分析结论不符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的关系研究

本文给出了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之间的一般关系,并证明齐次生产函数与齐次成本函数之间存在着一种齐次对应关系:齐次生产函数在厂商的成本最小化决策下必然产生齐次的成本函数且齐次成本函数必然产生对应于齐次的生产函数。     

“共同的发展”与分殊的利益——L县水电开发与移民搬迁的个案分析

在以往研究中,政府与农民的冲突往往被归结于发展过程中因目标不同所造成的利益对立,但是,对L县水电开发与移民搬迁过程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目标下,政府与农民也会出现明显利益对立。原因是在水电建设过程中,虽然政府与农民有着“以水致富”的共同目标,但是当地政府过于追求工程速度与效率、移民安置的城镇化率以及搬迁任务完成与否的“发展”逻辑,与希望通过“搬迁致富”、避免增大生活风险和以暂时“牺牲”来获取未来利益保障的农民“生存”逻辑都产生了较大冲突。事件背后,思考如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及认清唯经济增长的狭隘“发展”逻辑得以产生的集体“误识”原因,将是我们从理论层面化解政府与农民“共同求富而民未富”矛盾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