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王统世系的史料考析——以《红史》为例

藏文史籍《红史》中不仅记载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名、家谱,还附有部分汗王生卒年代和在位年代,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虽然有的记载难免出现偏差,但作为14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史籍,其相关内容也为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明确了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的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及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与系统科学的融合性研究

系统科学是以整体论的方法研究复杂性系统的新兴学科,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又恰是复杂系统,因此制度外部环境、变迁(演化)、突变、协同、学习等成为系统科学和制度经济学共同关注的内容。但是从相关文献来看,这些关注仅仅是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的相互渗透,没有全面融合。因此,研究系统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性,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加以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高职德育教育中信息技术运用策略探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让课堂教学更加立体、更加形象,让时空不再成为限制,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要在高职的德育教育中融入信息技术,帮助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基于此,该文从目前高职德育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了高职院校的德育现状,并由此开展对...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的内在机理与绩效考察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环境侵权救济的一系列方式、程序和规则的总称。我国当下没有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环境侵权救济是通过对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机制的拓展适用来实现的,其中诉讼机制是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认知视角考察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的绩效,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内在诉求。从实证角度分析,当公民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普遍认为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在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上均存在不少法律难题,因而不会首选诉讼机制。这为更新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战略管理视角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研究

传统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般着重评价整个供应链效率或者评价节点企业而忽视了各个节点企业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本文从建立学习型供应链企业战略的视角出发,构建以客户绩效、社会绩效、财务绩效和学习绩效为一级评价指标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上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模型,对四个模拟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证实该指标评价体系和数学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是可行的,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供应链节点企业运营的实际效果。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间因果反馈及仿真——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

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调控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系统遵循因果规律,具有动态性、开放性、高度非线性、高阶次、多变量、多重反馈、复杂时变等特点。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经济发展系统的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以计算机仿真和模拟为辅助手段,通过对相关参数的确定和调控模拟,揭示货币政策目标间的相互作用,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境及出路

文化认知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及其结构即“认知图式”在认知中起着决定作用。社区治理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样受到文化认知及其认知图式的影响。文化认知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选择、工具选择和主体态度指向的依据。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认知困境,即基层政府的“全能政府”认知偏误、社区组织的“行政导向”认知偏误和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认知偏误。破解这种文化认知困境的出路在于更新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知识基础、优化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经验基础和重建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