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络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理性解读

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展现了网民的惊人力量,也使得网络对集体行动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北京、上海和郑州三地青年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集体效能和现实集体效能对青年群体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青年群体对于集体行动可能实现目标的感知,例如监督、反腐、维权,甚至解决社会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其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通过交互表观察城市家庭中双向的代际交换以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讨论双向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代际交换中已出现重心下移趋势,即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多于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老年人与子女相处过程中表现出利他性,为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反而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高嫁还是低娶？人民公园的玻璃标尺

我国正在从早婚普婚的社会向晚婚非普婚社会过渡，与此同步，教育也出现了性别差距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配偶的父母展开调查，探索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传统女性向上婚规范已经发生松动，一方面男女双方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另一方面，这种松动在性别维度上具有不平衡和不对称性。男方家长似乎手持玻璃标尺：希望一定程度上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公私领域的成就、责任和角色定位有相对严苛的要求。女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更多的反思和宽容度，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有大幅松动，并更为多元化。维持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动力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传统的顺从、弱势角色的要求，而非女方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提倡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婚配模式的包容，对于缓解全社会婚育压力、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双一流”背景下外籍专家在华高校的文化适应

自我国倡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来,高等学校聘请越来越多的外籍专家帮助学科建设与学生培养,外籍专家在为我国高校带来产出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本文分析了在华高校就职的外籍专家的文化适应困难现状,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对策。     

晋南水利社会民俗符号的文化寻绎

晋南地区四社五村在严重缺水的特殊生态环境中,千百年来延续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值得挖掘与发扬的水利民俗符号。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不辍得益于地方民众对这些民俗符号所展现的历史渊源、思想内涵、文化魅力以及美学价值的理解、虔敬与传承。将它们与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阐释这些种类繁多的民俗符号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效应及象征意义,有助于寻找它们所引发的意义和文化创造者主体性的呈现。     

个体化：现代性的一个面向——与阎云翔商榷

个人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阎云翔在新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借鉴贝克的“个体化”概念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人,正在从各种传统群体和单位组织中独立出来。但笔者认为,个体化只是现代性的其中一个面向,其另一面向是组织化,即个人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个体化和组织化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忽视组织化的现实,以个体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是片面的,也缺少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