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从传统到现代的典范转移——读《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

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我们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就必须要经过一种“典范的转移”：即伦理上确立规则道德观，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还必须肯定个体的价值，提倡人权。     

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

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是指在一国行政程序构建中,通过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资格进而影响行政程序进行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行政程序更加公正化和民主化。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还有所疏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具有身份的特定性,是对已进行的行政程序的参与,是对行政行为有所主张的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中多了一个新的当事人,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行政程序起作用,从而使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司法程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将会促使行政程序更好地和社会机制相契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还能使公民权利保护更全面化。确立行政程序当事人制度、行政行为介入制度、行政过程开放性制度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制保障。     

刑罚个别化以及内部逻辑顺序

基于报应的观念,最先的刑罚及其行刑是个别化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一般化的刑罚,但刑罚个别化仍没有消失且更加成熟丰富。刑罚个别化的存在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既有观念层面的刑罚个别化,又有法律层面的刑罚个别化,还有操作层面的刑罚个别化。法律规定上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原则性规定,第二种是具体规定。刑罚个别化是一个源概念,从其内部逻辑上,可细化为立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其根基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个别具体的人。     

中国政治的“百年问题”及其破解——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任何政治形态,都应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政治轨道。自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被拆除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进行了轨道重筑的政治试验,但直到今天,时间已有百年,这条轨道仍未建成。轨道重筑的百年问题悬而未决,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困境。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着力点为县级政府,目前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重筑的最佳路径选择也应在县级层面寻求突破,这对政治上下畅通、有效抑制腐败及推动中国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卖淫嫖娼现象在消费社会的新呈现及其治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步入消费社会。当整个社会从以生产为主导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时,"性"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领域,在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中也呈现出更加异彩纷呈的变化。卖淫嫖娼现象从古代的宗教卖淫时期开始到近代,再到建国后,进入消费社会以后,从卖淫嫖娼状况、功能到态度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尽管这些变化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此现象的存在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但也无法回避,因此对该现象的治理问题被提上日程。本文认为,在采取的策略上,宜"疏"不宜"堵"。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对卖淫的适度管理,可以说是过渡性的中期目标。     

犯罪集团内信任感之实证分析

以水客走私犯罪集团为例的经济犯罪组织在某些运作形式上类似于一个经济实体。为了能更好地研究经济犯罪组织的特点,笔者将其与公司进行分析比较。从内部成员间的信任感着手,大胆假设两者之间存在信任度的差异,并以此为突破,分析经济犯罪组织内部成员间信任感较强的原因。     

行政公信力研究

行政公信力是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统一,具有重树政府形象、建立新的行政权力模式、和谐公众与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然而关于行政公信力,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读。行政公信力作为一种行为状态,反映的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具体范畴包括:作为严格执行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确定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信守力的行政公信力和作为严格承诺力的行政公信力。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论行政设定义务行为的法律控制

行政设定义务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行政相对人确立禁止规则或者施加某种精神负担、物质负担的行为,它是法律认可的具体行政行为、单方行政行为、实体性行政行为以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控权首要关注的就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施加不利影响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政设定义务行为应当成为行政法对行政权进行控制的重点。为了更好地保护相对人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权利,本文提出应当通过拓展立法规范义务的空间、严格行政设定义务的依据、规范行政设定义务的程序、定位行政设定义务法律关系的性质和重构行政设定义务行为的诉权体系等方式对行政设定义务行为进行法律控制。     

“尚贤”与“用才”——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文章回顾了中国古代在识别人才、尊重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政治实践、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总结了中国古代人才观中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不仅为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人才战略提供了历史注脚,而且为当下各层各级的人才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