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二战后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在美国的同化问题探析

20世纪初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美国,于二战后达到高峰。他们在美国建立民族聚居区,积极投身于就业市场并取得可观的经济进步,同时也逐渐摈弃传统观念,主动寻求归化,积极参与美国政治事务等。但作为特殊的黑人移民群体,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在就业市场中仍存在一定的障碍,其同化进程既有与其他移民群体类似的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性。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政治现代化的逆动——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背后的原因"

实现政权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化运行,吸收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南京国民党政权违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趋势,既没能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又没能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参政要求,致使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且没能实现政权的政治职能分化即制度化程度极低,这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特点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北魏“军用”问题刍议

“军用”问题是南北朝史学的传统问题,北魏“军用”研究的核心是揭示北魏军事物资的供给、补给对国家社会形成了何种影响。在平城时期,尚未摆脱部落国家形态的北魏,其“军用”呈现出义务性和原始性,“军用”以调役和抄掠形式促进了国家的张大。到了洛阳时期,孝文帝官制改革使得“军用”形态迅速改变,“军用”开始走向农业化和职官化,形成以汉士族为主导的“军用”结构,从而能够提供“殷广”的“军用”物资,极大地提高了北魏的“军用”效率。     

中日学者的世纪对谈与相关重大问题

一九八○年代后期丸山真男与李泽厚的东京会晤，促成了中日双峰学者的世纪性对谈。相关话题深度触及了中日两国的价值差异问题、发生论与本质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及横亘于两国之间的误读和误解问题。对谈内容，还实录了丸山真男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也鲜明地凸显出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坐标意义的坚守及其对日观察的锐利视角和眼光。由于上述交流具有让历史回归其固有脉络和常识的超常说服力，因此如此“双峰”绝响，或许能给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死结，带去理性的解码。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朝鲜文献所载明代女真社会村落形态——以明景泰年间朝鲜观察使李思哲的报告为中心

明景泰六年（1445）是李氏朝鲜端宗三年，掌握国家大权的首阳大君出于笼络女真部族需要，以近臣李思哲为咸吉道都体察使，对图们江流域女真人展开调查。其调查报告涉及图们江女真各部落的分布，以及会宁镇斡朵里部女真村落的族属、酋长家系、户丁数等诸多信息，表现出村落形态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演进，家（户）成为女真社会个体经济单位，以及家长是家庭财产所有者等特征，对进一步了解明代女真族的社会结构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