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分权与农村生活的重组

文章关注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当代模式，并探讨这些模式对农村发展的涵义。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并不是统一的模式，且当代城市化模式所导致的在农村-城市联系中经济和社会多样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移民和分权是城市化在微观层次的两方面。城市化必然意味着或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净转移，而这些移民也对农村地区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新特征表现在它是伴随着行政的分权而发生的。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使影响地方发展的行动者增加，另一个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垄断资源或外部联系和信息。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不稳定的边界——合作社成员边界游移现象的研究

在宏观层面上,本文首先提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着成员边界游移相关的现象,其次从合作社的传统理念、对普适规则的挑战和冲击等角度表达研究合作社成员边界的价值和意义。在微观层面,把划定成员边界的不同维度描述出来,并以G农业专业合作社为核心,观察不同维度下合作社对其成员边界的策略性选择,提出成员边界的游移源自不同成员对合作社利用以及理解的差异,源自我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边界模糊,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失衡。最后,总结成员边界游移的后果,进而谈到政府支持政策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合作社价值的回归。     

典范逻辑: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的追踪调研

在当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一个很有特点的群体,即专业合作社中的＂典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基于长期追踪调研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一典范的树立、维继与转型过程,以及典范对非典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典范的树立过程是一个组织的仪式性渐强的过程;典范的维继过程是其出于组织产出或利润最大化考虑,在仪式性投入与技术性投入间进行选择和配比的过程;而当作为典范的组织无法从仪式性投入中获得预期产出时,它就会从典范维继的路径上转向,寻求新的生存之道。非典范对典范的模仿与否取决于模仿的难度,或者说仪式性活动的投入对其对总产出的影响,而不是典范自身是否名副其实。     

藏区畜牧业后续产业发展的差异分析 ——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不同类型牧户为例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牧区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以畜牧设施建设、饲草种植、草地改良、草地流转等为主的草原后续产业发展已成为草原生态保护和藏区牧民增收目标的重要途径。基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针对不同贫富程度以及不同经营规模的牧户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以暖棚建设补贴为主的补贴在不同类型牧户间的分配差异明显,同时由于不同类型牧户后续产业发展的限制,资金扶持应该更具有针对性。加强牧区人工饲草种植、草地改良、促进不同类型牧户参与人工饲草地流转以及转变扶持方式都将有利于牧区后续产业发展。     

传统循环农业文化的困境与前景——以北京小浮坨村为例

通过探讨循环农业文化的变迁过程,分析影响循环农业文化的经济、社会因素,为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提供依据。认为重新发现和思考循环农业文化的价值有利于唤起人们对传统农业文化功能的重视,以及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反思。     

农村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的70 年变迁(1949—2019)

受苏联宪法影响,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概念。 在法律层面上,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 1962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 通过房屋“生活资料化”和宅基地“生产资料化”,农民原先的宅基地所有权被弱化为一个事实上的居住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 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 70 年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