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期中国的产业集聚演化:理论回顾、研究进展及探索性思考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发端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环境的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于处在中国的转轨经济情境仍值得探讨。本文回顾了地理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理论解释,发现两者对处于经济转轨期中国的产业集聚相关问题的解释能力有局限性。进而,本文梳理依托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国内外产业集聚前沿文献成果,发现既有研究关于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研究分歧根源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当前的转轨经济情境——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或既定条件,从根本上排斥了制度、政策与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中的内生作用——而处于渐进式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间竞争对产业集聚发展实践存在着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文章进一步指出,依托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产业集聚问题,制度环境、公共政策与政府行为等不应该只是独立于经济模型之外的外生参量,有必要内化到理论模型中去。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分析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分析沈志渔市场结构所反映的是市场的卖者（企业）之间、买者之间以及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商品交易地位和关系。这种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地位和关系将影响到竞争过程的性质。市场结构是决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最重要因素。分析我国自然垄...     

主体功能区的承载能力、开发强度与环境政策

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战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环境压力过大造成的,这就决定了环境建设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从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结合看,不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方向与重点不同.针对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各类主体功能区,应该采取分类调控、区别对待的环境政策和相应的考核体系.     

把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突破口

在经济下行趋势存在、“稳中求进”政策导向的背景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传统城镇化已经衍生出大量问题，不具备可持续性，也不体现科学发展思想。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亦为中国推进城镇化敲响警钟。应该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突破口，并通过深化理论和政策研究，形成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合力。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新中国工业体制变迁分析

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时期的工业体制必然反映着当时特定经济体制的特征和要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其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与市场并存向计划经济转变,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曲折过程。如果以1978年为界,前30年所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的经济体制,恰恰是后30年需要着力改革的对象。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工业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工业体制改革看,要继续完成体制完善的一系列改革,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所有制与海外股权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首次采用上层梯队的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股权并购份额的影响因素,并且引入了企业所有制的调节变量。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108项海外股权并购的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任期、职务、性别和年龄异质性与海外股权并购份额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民营企业所有制能够负向调节任期和职务异质性的影响,正向调节年龄异质性的影响。不同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需要调整和影响企业高管团队的构成,从而促进海外并购决策。     

“十一五”时期主要污染物减排的总体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时期污染减排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中工程减排的贡献尤为突出。在顺利实现总量减排目标的同时,仍存在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被动减排、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同步、减排投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创新减排思路和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动企业减排的主动性,提高减排效果的可持续性。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国外产业发展研究前沿综述

本文利用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图书馆的Articles Plus搜索引擎对该校全部期刊数据库(涵盖了绝大部分经济学和管理学英文期刊)中200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产业发展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在此基础上,对工业化、生产率、创新、国际化、新兴产业发展、企业成长等6个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2008年以来国外产业发展领域的研究动态。本文主要关注国外产业发展研究的主题、理论和研究结论,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则不过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