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改修三国史之著作考辨

宋元以来,在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影响下,出现了大批改修三国史的著作。对这些著作前贤虽有论及,但一者存在讹误、对著者疏于考察,二者仍有遗漏。在前贤成果基础上,笔者修订讹误、查缺补漏,叙录南宋至清末改修三国史的著作18种,其中8种存世,10种亡佚或存亡不详。     

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论土家族服饰视觉信息符号的情感传达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土家族服饰虽历经变革，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特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土家族人民情感的表述。它以符号化视觉语汇透视出本民族生活习俗、审美理念和思想情感，标志着本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并体现本民族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     

古代神话生命观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生命广泛存在,万物可以互通互感;人物往往要经历劫难才能得以复生,实现原有生命在形体上或精神上的升华。古代神话生命观在《红楼梦》的整体模式、情节设计、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论类书分类视野下的古典诗歌“学问化”运作机制

古典诗歌的“学问化”,与类书的编纂及类书编纂中形成的“类”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类书的编纂,以及“类”的观念的渗透,古典诗歌的“学问化”才得以实现。所谓“类”的观念,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相似材料的模拟与联想、对接;二是类聚群分,分门别类。这种“类”的观念,贯穿在类书编纂者抄书和分类的活动中,成为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运作机制。首先,文人们通过编纂类书来裒集“诗材”,积累典故和辞藻,丰富自己创作的“语料库”,从而将一定时间内诗人所采用的语汇固定化、模式化;其次,类书的编纂者为了方便文人创作诗歌时使用,将采集来的语料以属对、联缀的方式加以编排,反过来完善了诗歌的形式美学,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倾向;最后,类书的编纂者在“引譬连类”思维的指引下,将纷繁的物象组织成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网络,从而完善了诗歌的象征美学,也促进了诗歌的类型化创作。     

湘北官话的分布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

湘北官话在声调上具有自己明显的区域特征,这种区域特征的形成与湘北官话所处的洞庭湖冲积平原的地理位置相关,也与当地的历史移民和历史行政区划关系密切。从语言特征、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湘北官话与湘西官话的交界线应在慈利、桑植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