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视阈下的中国"鬼母育儿"型故事

从古至今,鬼母形象经历了一个由恶至善的变化过程,这与佛经故事的影响、中华民族母性崇拜文化的引导以及文人的自觉创作有关."鬼母育儿"型故事中的"母"与"儿"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鬼母不顾阴阳乖隔,奔走人世间育儿,体现出超越生死的母爱;"儿"则指宗法观念下的夫家男嗣,"去母留儿"母题反映出男权社会中母权丧失的现实."鬼母育儿"型故事亦折射出当时社会医疗技术不发达的现状,民众出于功利性和调适心理的需要,在民间衍生出一些与祈求妇女顺利生产相关的生育习俗和催生娘娘信仰及趋利避害的产妇鬼丧葬习俗.     

现代汉语“擦拭”义词语的方言地理分布及历史嬗变

论文考察了表达"擦拭"义的动词"拭、揩、抹、擦"在方言中的地理分布,并从历史的角度描写了这组词的嬗变与更替,分析了形成这一方言格局的原因,印证了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与其方言地理分布的密切关系。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李林甫为相之久与唐玄宗父子矛盾之关系

李林甫居相位19年,其中任中书令长达16年,是玄宗朝担任中书令最久的宰相。李林甫之所以能够专权16年,这看似与玄宗玩弄平衡术的御人政策相背,实际上却隐含了深刻的原因。玄宗企图利用李林甫来牵制、扼制和打击太子,以维护自身皇权。其宁愿信任李林甫,也不愿信任自己的儿子。这是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     

李绂年谱

李绂,江西临川人,著名理学家、方志学家,清初封疆大吏。在政治上,他一生政绩颇著,扬历三朝,负重望四十余年;在学问上,则以推崇陆学为主,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等书。有关其年谱的著述现有两种:一为其弟李紘所著,另一为当代学者杨朝亮所著学术年谱,但前一种年谱显得过于简略,而后一种年谱则侧重学术方面。因此有必要重新修正年谱,本谱在此基础上详加考证,补充了不少内容,相信对研究李绂不无借鉴作用。     

早期鲁迅“迷信”观的逻辑进路与命题建构

“迷信可存”是早期鲁迅提出的重要观点,学界在关注其思想价值时,对于“迷信”的词源演进和“迷信可存”的命题建构,研究尚显薄弱。作为早期鲁迅自觉使用并主动建构的“迷信”,不仅关涉其在现代语境中的词义汉化过程,也是鲁迅“托词言志”的重要见证。梁启超的报刊传播和章太炎的宗教观念构成了鲁迅了解并建构“迷信”词义的思想资源。鲁迅发掘出处于科学对立面的是“妄信”,实现“迷信”反科学释义的松绑。由于“农人/伪士”“迷信/科学”“鲁迅/日本”三者存在权力压制关系同构的现象,鲁迅寻觅到“迷信”的对接主体——农人,实现从“科学+小说”到“迷信+农人”的救国策略转向。“迷信可存”是在“迷信”词义赋予的过程中,融汇早期鲁迅的诸多思想观念建构而成的阶段性命题,旨在以“迷信可存”唤醒传统资源中的“古民神思”,进而取今复古,实现国族自立。     

符号学肉身化：生态符号学中的身体物质性问题

生态符号学关注身体在环境与文学中的意义生成,重新阐释了符号学的肉身化问题。在内符号过程中,生态符号学真正意义上在身体的上下居间还原中重新界定了“符号自我”。身体在外部环境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经“非语言建模”使得物质实现符号化。处于“自然文本”系统中的身体连结语言内外的世界,且经语言的调停与过滤呈现非在场的符号张力。生态符号学所阐释的身体物质性极具结构主义,是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杂糅化的结果。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诡”出现较早且具有丰富的意涵。在《文心雕龙》中,“诡”出现多次,被刘勰系统地用作一种文学风格学概念。在深入理解“诡”义的基础上,刘勰将“诡”引入文学批评。“诡”的文学风格学意义,正是根于其本身的“反”“违”“异”及“变”等义而产生的。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体系中,“诡”作为一种含贬意的文学风格学概念,其风格特征表现在作品的述情表意、遣词造句、选字配义及协声调律等方面,可谓刘勰对南朝文弊的集中批评与规箴,同时也从反面显现出刘勰对理想文学风格的塑造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