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之争及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话语与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当前没有必要推翻罪数论并全盘引入竞合论。否则可能出现知识对接的难题和司法适用的困惑:现有的牵连犯形态在竞合论中缺乏体系地位安置;有权解释和竞合论原理冲突;支撑竞合论的行为个数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础。因此,罪数论更加适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习惯的现实。同时,我国的罪数论体系可以进一步完善:重视想象竞合犯的明示机能;承认吸收犯是包括的一罪,将伴随犯、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及法条竞合犯中的吸收关系归入吸收犯的范围;在法条竞合犯中,消解吸收关系和择一关系,承认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限缩单纯的一罪,扩张包括的一罪。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民主过程中的理性决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

本文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对《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草案)立法审议过程为例,研究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机制,透视其中所存在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下的理性决策模式。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变迁:1988—2008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自1988年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指引之下,既重视法律文本的完善,又关注法律的实效,以此为借鉴,中国环境法在修改过程中,可以突出以下方面:一是进一步充实立法原则;二是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三是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     

论审判对象的变更及其控制

在强调诉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构造下,无论法官还是控诉方,其权力均被设定了合理的界限与范围,体现一种分权制衡的机理,显示一种对被告人防御权利的保障的理路。审判对象发生合理的变更,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起诉变更主义”,二是“审判对象狭义论”,进而表现为内容、性质及方式上若干类型的变更。面对审判对象变更,利益受影响最大者是被告人,故而要将审判对象变更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与正当程序中,有效防范突袭性审判的发生。我国现行审判对象变更实践缺乏合理的控制机制,并常常表现为法院与检察院的一种“沟通”,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审判对象变更程序,对审判对象变更实行正当性控制。     

论国有环境资源损害的民事救济

国有环境资源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种,当其受到污染破坏时,国家往往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救济,民事救济手段被忽略。但是,行政手段不可能对国有环境资源提供完整的保护,民事救济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国有环境资源损害民事赔偿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留给自由喘息的空间——论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一个正义的公共社会所必须充分考虑的关于人的种种基本需求中，自由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正如博登海默所说的“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目的一种欲望”。但是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的矛盾在我国过去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就没有得到解决，而如今虽然提倡个体自由，但是社会却依然没有留给个体自由喘息的空间。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清代“发冢”律之研究

“发冢”作为一条律文由来久远。在清代，该律及相关的律文解释构成对社会存在已久的盗墓及侵犯逝者的种种现象的完整规制，笔者结合《刑案汇览》中的“发冢”案件事例，旨在将涉及“发冢”律文的解释著作进行解读，形塑出清代“发冢”律的整体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