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唐宋佛教入冥故事中的排佛士大夫角色变迁

唐宋之际,佛教进入其发展的盛期,同时涌现出一批激进的排佛士大夫。傅奕和欧阳修是两个王朝初期的典型代表。通过透视二者在佛教入冥故事中的角色变迁,指出果报与救赎作为佛教入冥故事的演变趋势,排佛士大夫相应地有着入地狱获恶报与获救赎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其前后期的命运呈现与佛教中国化历时演变密切相关。     

魏晋时期河西的民族结构研究

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聚居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他们人数众多,时叛时降.他们与汉族交错杂居,对河西地区影响深远,使魏晋时期的河西走廊呈现出多种民族聚居的居民结构.     

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

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后,在西域形势逆转、西州基层社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西州佛教整顿与建立户籍、勘查土地一样,于该年九月逐步落实.具体措施包括还宅还田、减少寺院数量、改换寺名、推行试经制度、建立以寺院手实为基础的僧籍管理制度、放良奴婢部曲等.此外,政府扶持下西州道教的迅猛发展对佛教势力也是不小的威胁.由是,伴随着政治转变,西州佛教经过一系列整顿,开始向唐朝佛教体系转变.     

碑铭赞所见唐五代敦煌的禅宗信徒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禅宗流行,本文通过对敦煌发现的碑文、墓志铭与邈真赞等文献的考察,以透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禅宗信徒修习的基本特点,尤其是信仰人群与信仰内容的独特性.从中可以看出,禅宗在敦煌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信仰者遍及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时人们信仰的既有早期般若禅学,也有北宗的渐悟、南宗的顿悟,而更多的则是南北宗兼修的敦煌本地禅学.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户和酒司

唐朝酒业发达、酒肆林立 ,各地饮酒风气极为普遍 ,上至文士诗人、达官贵人 ,下至黎民百姓 ,皆尚饮酒 1。由于酒的销量很大 ,能获巨利 ,故到唐朝中叶 ,中央政府对酒实行专卖 ,征收酒税 ,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随着对酒的专卖 ,史籍中便出现了“榷酒”、“酤酒”、“酒户”、“酒行”、“酒坊”、“酒坊使”等名词 ,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沙州官府与寺院文书中 ,也见到“酒行”、“酒户”等词 ,甚至还出现了“酒司”,为我们探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酿酒业与酒业管理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唐五代时期 ,在敦煌城中街肆与城廓乡村中…     

两晋南北朝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佛经传译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许多北印度的罽宾僧人来华传译佛经,推动了汉传佛教的发展,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影响巨大。印度佛教经过融合,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罽宾僧人传译的佛经体现了两种文化逐渐融合的特征,对于研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苍颉篇》的版本、流传、亡佚和再发现

《苍颉篇》是秦汉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但在后世却亡佚了。其亡佚的原因主要是收字过多而且古奥难识,后继者不断增续并且为之注释,由识字课本变成了诂训专书,越来越不适合童蒙诵读和传写。自1907年斯坦因在我国敦煌等地发现汉简以来,《苍颉篇》的出土就不绝如缕,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阜阳汉简、水泉子汉简、北大汉简等多批汉简中的《苍颉篇》残简。这些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苍颉篇》这部古书的认识,相关学术问题便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