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投子修颙禅师修为研究

宋代高僧投子修颙禅师,对北宋时期官居要职的富弼、文彦博以及"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等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然其现存史料极少,且未有其禅法思想的系统阐释。从其与富弼等弟子的参问、参悟经历以及邵雍的主要理学思想中归纳禅师禅法思想的主要特点,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其禅法思想的重大影响有所帮助。     

从“应当”到“目的”再到“历史”——对康德价值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与借鉴

康德作为近代德国古典哲学或观念论哲学的创始人,其哲学是接着休谟提出的问题"往下讲"。康德基于现代人及其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从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运用即"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所面对和解决的不同问题,强调了(道德)价值的独立性和对于人的生活实践的范导作用,其理论的具体展开,是通过"应当""目的"或"合目的",最后走向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康德价值哲学思想对于习惯于实用理性和整体主义思维,而又置身于现代化运动并正在经历着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中国人,具有特别值得省思、重视和借鉴的意义。     

世界的逻辑重述与现代自我的生成

在观念史的论域内,近代科学对宇宙秩序的逻辑重述,在使世界不断“祛魅”的同时,催生了以分解为特征的现代理性精神,以及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机械论叙述方式,从而使人类社会联系第一次被还原为独立的个人自我选择,并在启蒙话语中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论证。现代自我观念由此生成,主体性原则遂成为现代性的主题。作为现代性的首要后果,它本质地指涉个人以自我选择为核心的价值主体地位。由于其自身存在的深刻悖论,主体自我选择在其参与制造的现代性境遇中,面临自我抵消和窒息的危险。     

全球化与现代性:在变动中相互形塑

置身于当代世界 ,置身于”现代”现象里 ,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发现”现代性问题”。在哲学视野中 ,由于现代性问题的多层面性、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我刊本期围绕着“现代性的多维透视”主题发表姚大志教授、傅永军教授、尹树广教授、沈湘平博士、王晓东博士的笔谈文章 ,旨在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问题”给予新的思索 ,使这一重大问题得以深入理解和把握。     

关于“民胞物与”与佛教思想的几点思考

宋明理学与佛教关系,以张载思想最具代表性。《西铭》之＂民胞物与＂则是张载理学思想乃至整个宋明理学之核心价值观念与理想境界。从佛教视角对＂民胞物与＂的提出依据、实现途径、理论基础等方面作系统考察、研究,有利于从实质、本源层面把握张载理学思想,剖析其与佛教思想之渊源、融摄关系;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以学术的态度管理学术

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行政化管理,把不可进行行政管理的学术研究纳入到了管理的范围,由此制定了种种学术管理的制度,看起来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行政化管理的结果之一,是学术研究的经济化,学术研究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活动,评职称、评大学名次,文章发表的级别与多少和课题经费的级别与多少,成为考核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此催生出来的看似"大繁荣"的海量学术论著,基本都是垃圾。思想活动本来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是不能进行计划管理和控制的,管控得越严,就越不可能"出成果"。不撤掉这些束缚学术研究的绳索,还学术以自由的本性,中国的学术就不可能繁荣。     

宇宙·角色·自我——现代性语境下的意义感问题

传统的目的论宇宙观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灵性、有机联系的宇宙秩序.处在稳固宇宙链条中的自我,其意义感体现在对这一秩序的沉思和对角色的践履上.现代自我摆脱了凌驾于自己身上的一切外在束缚,成为了自我规定、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的存在者.自我不再从外在框架中寻求意义的根据,相反,个人自身成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立法者和唯一标准.丧失外在框架约束的现代自我,在拥抱世俗生活、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价值理性的规约,最终沦为感性欲望的奴隶.     

当代中国价值问题及价值重建的社会历史哲学辨析

当代中国的价值问题是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因而以社会转型的概念框架加以分析是合理的。但是,中国作为有着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的转型,有自身特殊的问题和方式,这种特殊性既植根于其社会历史传统及其矛盾中,又只能在现代世界的交往关系中获得理解并生发出普遍意义。中国现代的价值问题特别是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问题,不是狭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原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秩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解体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投射和表现。因而,当代中国大陆价值的重建,也只能诉诸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秩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