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再认识

《殷周制度论》是经史之学转向后王国维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对中西之争视野下中国问题的独特回应。他改变了早期学无中西、古今、新旧、有用无用的观点,而主张中西之别。欧战、俄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揭示西学之弊;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又使他提出“道出于二”以概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局。面对这种思想困局,王国维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文化之回归。在这一逐渐明晰的思想行程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视为他对中西之争甚至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回应。     

儒家价值观: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儒家的价值观以“仁”为其核心.作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仁”首先体现在对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其中蕴含的取向对重新思考权利与存在价值的关系以及当代哲学关于善与权利关系的争论,都有重要意义.在儒家那里,仁道的原则同时包含更为宽泛的内涵.孟子曾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观念,这里可以首先关注“仁民”和“爱物”.“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仁民爱物的引申和扩展,进一步指向更广的价值领域,后者具体体现于《中庸》的两个重要观念,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道并行而不相悖”.就价值目标而言,儒家提出成己与成物,以此为总的价值指向.     

道-教-经与孔子“斯文”的结构

孔子以承担斯文自命,而斯文在孔子之前,则是尧舜之道与三代礼乐,其实践的主体为帝王,其实践的方式则是制礼作乐;孔子不得其位,只能以教(具体说就是六经的整理)承担斯文,由此而导致了斯文的结构性变化,斯文具有道、教、经三个层面,合之方能见斯文的总体。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性特征之一,而自然具有三个维度：一是不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界的自然;二是个人存在层面的自然;三是社会存在层面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三个层面：即人与万物的共生;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存在的共生交融;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交织共存。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哲学之思:进路与境域

哲学作为智慧的探索,具有超越知识界限的特点。然而,随着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哲学往往被限定于特定领域,由此导致哲学的知识化。哲学之思的进一步展开,以超越哲学的知识化为前提,后者要求以道观之。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形态,具体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后者同时表现为所谓说理。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无法相分。哲学史首先是哲学,哲学的创造性思考则不能从无开始,而是需要基于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成果,这里包含史与思之间的互动。同时,自中西哲学在近代相遇以后,中西哲学的关联、互动,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道观之、智慧追寻,主要表现为形上视域,与之相对的是形下之域,在哲学之思中,形上与形下之间难以截然相分。     

同情及其超越

讨论同情或怜悯这种情感及其相应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这种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图景中，经由批判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由玛莎?纳斯鲍姆发展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观点，转而支持同情作为情感的非认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同情之德性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由此得以展开，同时也播下了同情之实践意义的怀疑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