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社会学永恒的话题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戴维·波普诺,1999:239)。因此,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如同地质结构一样,存在着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即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自社会学的经典时代起,就形成了马克思和韦伯两种传统,此后,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就从未脱离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视线。1在国内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其态势正如边燕杰(1999)所言,“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成为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社会科学、…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美国政府监管制度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政府监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美国政府监管制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进步党时期、新政时期、权利运动时期以及最近时期四个阶段。不同的时期,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制度结构与运行方式也各不相同。这种演进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过程,而是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之间博弈的结果,其受到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市场结构变化与思想发展状况的影响,与社会整体发展历程相一致。政治发展水平与法律秩序条件是有效政府监管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健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受到民众有效控制,利益集团的不良行为也可以得到有力约束,有效的政府监管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当代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维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是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化和人本主义两大主要的理论流派。     

社会资本理论与公共管理领域

自罗伯特·普特南 1992年发表其著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以来 ,社会资本理论已日益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社会资本理论也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当前我国政治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出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 ,试分析以“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为成分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与转化能否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本文提出了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集体认同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基础研究

理论层面看,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之一在于中间社会以及其承载的集体认同的强大.实践层面看,集体认同的重构正是我国社会管理生态变化的现实需求.“单位认同”削弱之后,“集体认同”呈现多元化、发散式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并没有培养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集体认同模式,社会呈现失范状态.而在转型期重构新的“集体认同”,应当拓展公共空间,挖掘新的集体认同资源,多层次、多侧面推进集体认同模式的转化,同时促进公共精神的孵化.     

秘密投票——以私密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公开投票在政治领域曾是占主流的投票方法.近代以来随着公民观及公私关系的变化,秘密投票成为一种可能选择.而普选权的扩展则使得投票的秘密性成为必须,因为人们在投票时需要借助隐密以抵抗外部的压力.秘密投票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澳大利亚式选票"的出现表征着一个实质性飞跃.当今完善的程序和方法能够保障公民隐匿自己的投票意向,而网络投票等技术手段甚至可以隐匿公民是否投过票,投票在将来或可完全成为私密的行为.     

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新探——兼论共产国际右、"左"倾错误的同源性

改组后的国民党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是一个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转变的政党.共产国际未能将国民党与统一战线区别开来,不能正确区分资产阶级的结构及本质,将中国资产阶级视作在本质上是铁板一块的.由此必然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维护统一战线而放弃了领导权;国共分裂时期,为了反抗国民党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故共产国际的右、"左"错误理论是同源的.     

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各种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的施行中,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