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的逻辑：从学理到实践

在走向国家民主、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于“福利”的论争就从未停息过.只有明晰“何谓福利”、了解“福利”的特性和逻辑,才能保证福利政策和福利治理的有效性.福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一旦“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无论是政治议程还是经济安排都会与“福利”实现自动勾连,打上“福利”的烙印.福利既不能单纯从个体需求的角度加以界定,也不能单一地从制度或行为层面加以理解,它是一个多维的、整体的概念     

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

区域府际合作是治理区域性环境问题的应然选择。为此,揭示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十分必要。在分析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学理论中的序参量原理识别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序参量有：命运共同体理念、激励相容的交叉利益、完善高效的制度安排以及充分的信息共享,其分别构成了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理念引导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信息减熵机制。要实现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有效合作,应积极孵化和培育序参量,包括塑造共同愿景、实行多元补偿、完善规则程序以及打破信息壁垒等。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社会企业与中国老龄服务供给

中国不仅“未富先老”，而且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满足日趋庞大的老龄人口，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是中国推进包容性发展中的一大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市场化、营利性老龄服务产业发展很不充分，社会化、非营利性老龄服务严重短缺，保障性、公共老龄服务效率亟待提高。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但按普通企业方式运营的社会企业，采取独特的营销组合，可以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负担得起的老龄服务，这在国内外都有不少实践与探索。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对市场化老龄服务产业实行非禁即入、强化监管的宽松政策，更要构筑起促进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快速发展的法治环境；同时，则应创新供给机制，运用政府采购的牵引作用，更加高效地实现公共老龄服务的兜底保障功能。     

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超越对抗政治——对代表性原则的理论反思

代表性的理想形态是普遍性或公共性,如果代表过程能够得出普遍性或公共性,代表型民主就将成为以社会共识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政治.但由于代表制度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代表过程无法体现普遍性或公共性,而只能将民主变为多数统治,结果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集团为成为“多数”而开展的彼此对抗与在对抗中受到排斥的群体和集团对政府的抗争,使代表型民主变异和定型为对抗政治,代表性也成为了普遍对抗的制度根源.对抗政治激发了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用“在场”来取代“代表性”,通过在场寻找走向合作政治的途径.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来自S省的调研与分析

重大邻避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着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具特殊性,也意味着该类决策的稳评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困难局面。这些困境表现在邻避设施决策稳评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以及理论指导等多个方面。要有效摆脱困境,就应从体制上理顺维稳办与其他评估责任主体的关系,建立异地评估与备案审查制度;在技术层面努力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风险沟通的形式、内容和权重方面做出改善,保障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和平等的参与权;在法制层面从根本上明确稳评的法律地位,理顺与其他风险评价法律依据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公众邻避情结的路径依赖,加强对公共信任脆弱性的研究,构建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公共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升邻避设施项目风险评价的理论指导水平。     

“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结构化——一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研究

“机关干部下沉”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基层应急能力,尤其在社区层面处置重大灾害和危机的标志性组织动员措施。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将上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临时地注入基层,从而快速补强基层能力短板的行动。已有研究或从科层制视角出发聚焦分析干部下沉后应急管理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传导的优势与顽疾,或采用协调动员视角探究下沉干部与社区本地力量协同配合的潜力与效果,但均缺乏对下沉社区内异质性组织间互动机制的提炼与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逻辑框架,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再现“机关干部下沉”在同一社区内两个不同小区中融入、改变既有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格局的过程,进而提炼出“需求建构、功能调试、角色分工”三个推动下沉干部嵌入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机制部件,为理解国家力量注入与社会基层多元组织协同的结构性难题与过程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