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钱谦益佚文考论

清初名僧智操的《寒松操禅师语录》卷首收录钱谦益《寒松操禅师语录序》,该文不见于钱仲联先生整理的《钱牧斋全集》,是一篇集外佚文。该文的发现有助于澄清钱谦益的禅宗观,全面把握其对语录的认识,他并未完全否定诸方语录,对富新意、有心得的语录表示肯定和赞赏,显示其批盲禅、救正教的愿望。他明确表达了佛教的经世思想和以"忠孝"为核心的儒佛相通理论。该文从侧面可见出清初曹洞宗内部法嗣之争,对研究钱谦益的佛教思想、僧侣交游和佛教史有重要价值。     

词汇选限联系的确定性和存在基础

本文从单个选限（即“语义选择限制”）结构的内部及数个选限结构相互间的关系来考察词汇常规选限联系的确定性问题，把分析和描写从个例、随意、不确定的珠串与标示上升到确定、规则、周遍、动态、系统性的高度，从词汇预存上升到知识预存的高度，由记忆状态上升到理性推导和修辞表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选限联系是个缠绕结构，此特征是词汇选限联系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有关它的理论是科学观察选限结构的重要保证。     

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冷遇谈起——对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的反思

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俄苏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遭到了冷遇，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业已终结，而且也不再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兴趣。这种现象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是丢失了一块宝贵的精神资源。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以往对俄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着缺失与误读，在过度崇拜与赞誉中接受了被我们自己变形了的俄苏文学，从而造成了对俄苏文学的误读与曲解。还原俄苏文学的本来面目，重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是让俄苏文学重新回归中国读者视野的前提。     

从汉字看古人丧葬观念的变化

丧葬观念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核心,为探究古人丧葬观念变化的过程,从汉字的外在形象性和内在理据性入手,采用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互证的方法,探明古人丧葬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漠视阶段,憎恶阶段,尊重阶段。通过实践证明汉字是记录汉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知识的最高境界——方东美对《肇论》的哲学诠释

方东美是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晚年很重视佛学研究,对僧肇评价颇高.方东美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通过中西思想的融汇,对《肇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方东美把庄子和般若经作为《肇论》生成的两个思想基础,认为物不迁就是永恒哲学,空的本质就是真空妙有;把《般若无知论》作为《肇论》的核心,认为其构造了一个解释智慧本性的原理体系;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陆机《晋纪》《三祖纪》《晋书》三书关系考

晋惠帝元康八年,陆机以著作郎身份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此为其日后撰写《晋纪》之肇端。陆机《晋纪》成书于晋惠帝太安年间(301—302)为平原内史时,而非元康末、永康初(298—300)为著作郎期间。该书由《三祖纪》和《武帝纪》二部分组成,其中《三祖纪》成书较早,且曾单独流传。因《晋纪》之《三祖纪》不以编年体而以纪传体形式撰写,加之陆机曾参与惠帝元康八年关于《晋书》限断的讨论,故陆机《晋纪》又多被称作《晋书》。     

从《尚书》论先秦人的时间意识

从《尚书》中的时间标度可以看出先秦人的时间意识是具体的 ,与天时物候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连 ,其中充满了“本源时间”和“时机”感 ,保持着天人之间的张力和谐。同时《尚书》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循环和永恒的两个时间维度 ,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却又和谐并存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先秦人的时间意识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