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语音标出项" ——新诗韵律理论建构的一种尝试

中英两国格律诗的韵律在语音维度能够呈现出一种共通的特性,这一特性可使用语言学当中的"标出项"概念加以扩展来进行说明.将这种特性延伸至中国新诗"非格律韵律"的探索和实践,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尝试建构新诗韵律理论,并达成将韵律与意义两个维度对接的效果,以期在新诗韵律研究与实践层面实现新的突破.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美学面向现实的提问方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杰访谈

段吉方(以下简称段):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您置身美学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了,能首先谈谈这三十年来您的学术成长历程吗?王杰(以下简称王):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了。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开始并没有太明确的兴趣,除了听哲学系的课程以外,也选修了诸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意识形态:从“自然化”到“陌生化”——西方文论的一个问题史考察

意识形态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文学研究者标明其激进政治立场的标志。透过意识形态批判的去魅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观念的讨论,再到伊格尔顿和阿尔杜塞等人的意识形态分析,我们探究了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流变。重要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是什么,应该把重心转向对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的考量,这就需要进入"语言学转向"的语境,透过文学的话语构型和表意实践的分析,进而深究意识形态的复杂功能。     

“千万”、“万千”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上古时期,＂千＂、＂万＂常作数词用,二者还可并用作位数词,后发生词汇化,成为一个并列复合词,表＂众多,许多＂义。唐代时,＂千万＂虚化为程度副词,稍后就产生了语气副词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的产生是＂千万＂进一步语法化和主观化的结果。其同素逆序词＂万千＂经历了类似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传统艺术精神的阐释者: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现代构架

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基础上,邓以蛰汲取西方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以审美自主主义为出发点,建构了极具特色的书画美学体系,并对中国的戏剧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从而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尝试。     

刘三姐形象的层累性建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刘三姐形象建构是不同文化主体共同赋予了刘三姐不同的文化意义,是三种不同叙事模式交互生发的层累性建构,是各类文化艺术的生产主体共同塑造了刘三姐形象的整体生成.民间传说的戏曲化和音乐化提升了刘三姐的"歌仙"形象.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既表述了当时国家主流的阶级话语,表征了广西壮族的文化形象,也是应用现代传媒技术建构了刘三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