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学界普遍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各项研究通常认为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条件,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拉美历史从社会和体制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南美为参照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优势和问题,并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

结合实践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口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计划生育负效应逐渐显现、法外职能拓展过度及职能交叉与计划生育工作特色渐失、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未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适时作出政策回应是导致人口计生部门被撤并的主要原因。人口计生部门多对突然降临的机构改革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思想上出现一时混乱实属必然。伴随着机构改革,人口计生工作被弱化、卫生与计生冲突不可避免。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伴随而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消解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改委将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治理与服务：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功能定位

全国性与地方性社会工作行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催生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将其置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行业组织需要从治理与服务两大维度来实现自身功能与价值。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行业自治与服务,促进社会工作机构与人才发展,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力量。同时,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还应直接参与提供社会服务,促进民生建设,通过引领与示范促进社会行业发展,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与专业认同度。     

帮助药物成瘾者实现自我转变——论动机式访谈法在社会工作教学与实践中的运用

随着药物滥用者人数的逐年增加,药物滥用的治疗与康复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领域?医务工作者们往往致力于对抗患者对药物的生理依赖性,而将解决心理依赖性的问题留给了社会工作者?在众多药物成瘾戒断社会工作项目中,动机式访谈法可说是较为基本且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操作技巧?其秉承“个体具有改变自己的内部资源与动力”的理念,以治疗对象为中心,以自己独特的五项原则和五种技术为核心,达到帮助成瘾者树立改变的信心,并最终实现治疗的预期目标?鉴于动机式访谈法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社会工作实践技巧,故而对其的学习如能采用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达到较为良好的效果?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析

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从概念抽象与方法论上看两者有相互交叉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即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均具有强烈的有机相关性与可类比性,系统"阀值"理论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人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赋有社会环境特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存在,使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又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通过对两个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社会生态学未来发展塑造其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