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产儿,因此自社会科学诞生的那天起,就欲图将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事实上人类行为的主观与能动性始终使其无法摆脱人文主义的纠缠,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不仅某种流行的理论范式始终制约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探索之外,人文主义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继续扮演着重要的方法论角色,而关于价值中立的无尽争议更是说明了这一原则的相对性。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无意终结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但却意在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议提供一种相互包容的视角。     

“社会质量”的多维解读及政策启示

作为理论,社会质量强调“社会”取向,辩证地看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社会发展的整体品质,并旨在推动政策变革;作为愿景,社会质量体现了新的发展理念,为建构“社会欧洲”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发展指出了路向;作为工具．社会质量又体现为分析模型、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从“社会质量”看我国社会政策实践、要着力为民众提供社会经济保障、提升礼会政策的包容性、增进社会团结、促进人的能力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社区田野间孕育的强势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的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嘱目.而充分体现民主和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也受到信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对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实践之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深入解析,尝试对影响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缓慢的深层信任原因进行解析与反思,期望可以为社区强势民主从虚幻的民主景象走向民主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多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笔谈

2023年8月10日,位于福建省寿宁县犀溪镇库坑村的寿宁群学书院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并召开了首届“群学乡村振兴论坛”,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5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以笔谈形式刊登张翼、张文宏、成伯清、温铁军、周飞舟、叶敬忠、王天夫、文军、田毅鹏、何雪松和毛丹11位学者的发言。乡村振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的,张翼、张文宏和成伯清三位学者分别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口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乡村价值的重新审视三个角度探讨乡村振兴问题。张翼认为,人口是决定未来我们是否能够高质量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叙事,当代社会学者应该注重宏观叙事,注重全面考虑国家发展战略,解决好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张文宏主张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视角促进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不一定最终会消除所有差距,但关键在于这个差距能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特别是控制在农村居民能够接受的范围。成伯清认为,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资本投入,而是需要重新评估乡村的价值,挖掘其真正的潜力。县域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温铁军和周飞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县城这一单元在乡村振...     

我国独生子女研究30年:两种视角及其局限

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已经开展了30年.相关研究基于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社会化、社会适应等问题;另一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探讨独生子女现象对家庭、社会的影响.已有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至少有三个问题没足够重视:独生子女人口对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影响及影响机制;成年独生子女和"独二代"研究;农村独生子女问题.这也是继续开展独生子女研究值得着力的地方.     

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研究：回顾、借鉴与展望

通过对现有东西方人口结构与犯罪关系文献的梳理和总结,笔者提出了适合研究性别比偏高亚洲国家的假设框架,以及可婚配男（女）性比例与犯罪率的u型假说。对中国1982—2008年人口年龄一性别结构与犯罪率数据探索性分析显示：反映人口年龄一性别结构的青年男性比例与可婚配男性比例的波动与犯罪率的波动高度一致,未来婚姻市场可婚配男性比例的不断升高将成为影响犯罪的主要人口结构因素。     

数量视角下中国青年婚姻态势的城乡比较

文章对晚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几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对当下中国青年婚姻状况进行分城乡比较和考察。指出城市和农村在婚姻年龄模式上,男性＂大龄未婚者＂所面临的终身不婚风险上均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进行深入思考。     

我国亲子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现代中国人亲子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若干分歧,主要体现在:1.亲子关系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反馈模式"是否已被时代所抛弃?2."代沟"是否存在?3."孝道"是否衰落?基于文献考察与反思,我们认为造成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概念理解、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差异。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