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对我国国企改革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理分析

国有股权的单一化和集中化是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极不规范和完善的深刻根源 ,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则又是其直接原因。国企公司化改造过程中首先必须调整国企的股权结构 ,平衡各股之间的利益关系 ,并确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实现产权主体的制衡     

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现象。鉴于此,只有转变刑诉观念、继续完善立法、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素质,才能根除这种现象,才能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论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全球化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对司法独立制度建设方面的挑战。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律全球化浪潮,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现行宪政的体制下,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而不是全盘接受西方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及其所谓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并根据它们去设计中国的法制未来。     

浅论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

家事诉讼制度是指家事案件的司法解决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诉讼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家事诉讼制度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本文以价值分析的视角,拟从拒证权及家事诉讼的设立价值入手,对在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进行论述。     

居住权与中国的立法选择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后为欧陆各国民法典所承袭,全国人大法工委《物权法(草案)》首次在中国规定了“居住权”,但学界对中国的“居住权”制度的法律取舍颇有争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实践而言,确立“居住权”制度更为合理。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     

论法官法律见解公开的范围、样态与时段

民事诉讼中法官公开法律见解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中应"如何为"却颇有难度。法律见解公开的范围应从广义上把握,与诉讼标的、待证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民事行为性质和效力以及裁判所适用法律规范相关的法律见解都应公开,但也有一定限制。法律见解公开的场合包括混沌、冲突、忽略和相异等。公开法律见解应贯穿于从案件受理后到法庭辩论终结之前的诉讼程序中,但需向院、庭长或审委会汇报的案件在时间上有特殊要求。     

刍议刑法典去数字化现象

数字充斥在刑法条文中,尤为凸显其工具特性。刑法典数字化以其明确性方便了司法实践。但刑法典过分数字化亦必物极必反,法律的稳定性与个罪正义所要求的模糊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内涵中明确性之间产生紧张情绪。刑法需及时回应,应以人类理性作为根基部分去数字化,在下位操作指南中使数字化回归。     

新生的“异类”:欧盟成员国退出制群体诉讼发展述评

20世纪60年代,退出制集团诉讼在美国创立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此后,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也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且相对有限的退出制群体诉讼。退出制在欧盟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有力回应了欧盟白皮书对于该制度可能面临的困境之隐忧。尽管当下欧盟主要成员国仍倾向于排斥退出制,但其对英国等国群体诉讼的改革影响深远。可以预见,退出制将更加契合现代程序价值理念的发展,并将成为未来群体诉讼的群体成员确认的主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