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苏州三县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苏州三县是苏福省的中心地区,受到李秀成的直接关注,其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意图,是后期天国农村政治最成功的地区。三县太平天国当局重视乡官行为的标本示范作用,执行传统农村政治经济政策比较顺利,普遍推行了“轻租赋”的农业政策,特别是在执行“着佃交粮”时,有意对佃农加以照顾。具体操作中,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采取“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为减少统治成本,李秀成给予永昌徐氏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力。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