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近十年来恽代英思想研究综述

最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思想的研究,学术界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关于恽代英哲学、教育、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关探讨.与此同时,亦有学者尝试着从恽代英与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比较,以及从社会史角度等方面人手,以此丰富对恽代英思想的横向研究.     

晚清军队的近代化变迁——新建陆军对湘淮勇营的继承与发展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在束伍理念、长夫制度、厚饷练兵、制定训练日行时间表这几个方面都对湘淮勇营有所继承与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变革.但是,他却未能如曾国藩一般重视军队精神教育——尤其是对将领品性为人的规束,反而承袭李鸿章宽纵部下私欲以固结笼络的手段.此举败坏了军队风气,致使新军成为无精神信念支撑的光鲜躯壳.故而该阶段的军队近代化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保守党和进步党、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化思想上,他通过对中与西、新与旧的"调和折衷"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杜亚泉"调和折衷"的方法论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思想来源,但在征引西方思想的表层下,隐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发明西方思想实质.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蒋式瑆弹劾奕劻案考析

1904年,御史蒋式理弹劾庆亲王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款.弹劾案发生后,清廷迅速做出处理,蒋式理因弹劾“不实”而责令回原衙门行走.弹劾案背后有诸多疑团,奕劻是否贪污,他与汇丰银行有无往来；奕劻其人端谨精明,清廷对其的信任与重用,蒋式理弹劾奕劻缺乏确凿证据,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了本案的发展走势.弹劾案折射出清廷官制改革的失败,都察院作为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

文章详细介绍了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该书由《大礼奏议》到《明伦大典》最后成书，历时四年，几易其稿，经数人之手，是嘉靖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史料，对大礼议及嘉靖政治研究有重大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该书的编纂原因、编纂过程以及内容上前后数稿的异同，深入发掘了该书的重要意义与史料价值。     

清初“纪录”小考

本文对清初的“纪录”进行了考察。“纪录”在明代业已存在,可是清代“纪录”与明代“纪录”的运用方式不同。清入关后,如果官员拥有“纪录”,遇到行政性处罚时,可以以“纪录”抵消处罚。这样的功绩与处罚的抵销开始于入关前。在入关前的汉文史料上,与“纪录”相关的记载很常见。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有关论功行赏的史料中,“纪录”的记载经常出现。因此,清入关后“纪录”的来源很有可能源于入关前（尤其是天聪年间）的论功行赏制度。在汉文史料上,入关前后“纪录”写的都是“纪录”,但是在满文史料上,入关前后“纪录”的写法不一样。入关前的“纪录”是“ni gidaha”,入关后的“纪录”是“jergi ejehe”。本文利用顺治初纂《太宗实录》、满文档案等各种史料进行考证,将满文“纪录”的表现变化时期限定于顺治年间。另外,还以满文的语言表现为线索,对入关前“纪录”的性质及其变迁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