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论公司的治理结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不仅必须实现国家投资主体角色、地位和权利观念的转换，还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国有股权的营运、监管机制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按照股权内在的本质要求，建立起规范、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的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能否建立起规范、科学的公司治理…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对经济法概念、对象、体系的再认识

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必须重新认识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与体系。基于对传统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深刻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应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资产资源管理法及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为基本框架，从而构成我国经济法的科学体系。     

从国际法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现代史上创下了一个奇迹，是没有先例的。“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重大创造。从国际法看“一国两制”构想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二、“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坚持一个国际法主体，即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谋求大陆与香港共同繁荣与发展；三、“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国土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给予有益启示     

下岗职工再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国开始出现职工大规模下岗的现象,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下岗职工再就业遭歧视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歧视的原因与下岗职工再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学术自主性问题：反思和推进——《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序

收录在本论文集中的一系列文字，很可能属于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题域之一。在这些论文中，既有我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这一问题的最初思考。也有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持续推进．更含有一些最新的观点及其展开。因此可以说，本论文集标示了迄今为止我个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这一理论论题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思考脉络。     

论佘祥林规则

广为人知的佘祥林冤案,折射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的弊端:缺失司法公正理念,不当行使司法权力,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以佘祥林案为戒,借鉴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佘祥林规则,对于我国的刑事法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初步设计的余祥林规则为: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行无罪推定,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更多权利,实现司法正义.     

刑法上的自救行为

韩国刑法典中,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明确规定有"自救行为"。韩国刑法中的"自救行为"指依据法定程序不可能保全请求权时,为避免其请求权的实行不能或显著的实行困难而实施的行为,其具有在紧急状况中私人代行国家权力的行为性质。韩国刑法"自救行为"的成立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自救行为状况;二是自救意思;三是相当理由。一旦成立自救行为,即使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也将阻却违法性而不成立犯罪。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