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英语文学创作的缩影——评新加坡著名英语女作家林宝音的小说创作

作为当代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英语女作家之一,林宝音在新加坡国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林宝音用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描绘了当代新加坡社会的人生百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林宝音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新加坡英语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转变,是新加坡英语文学的一个缩影.学习和研究林宝音的文学创作,对于我们了解新加坡文学和新加坡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

身体转向意味着身体的感性层面得到突出和强调,身体成为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进入人文社科研究的视野。身体转向的热潮首先发生在社会学领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身体转向的回应,对西方思想史上的身体哲学的反思,深具后现代主义色彩。但身体转向并不意味着身体问题在转向之前就不存在。     

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国内研究现状

鲁迅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取得了较大成就,相应的研究也涌现出丰富的成果。纵观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现状,不难看出中外学界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将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作为鲁迅海外翻译传播研究的构成部分,从整体上对之加以甄别和梳理;对鲁迅作品的英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语言和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从文学翻译活动的角度观照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分析其中的得失与价值;专门分析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揭示出文化语境对鲁迅作品海外传播的影响。相较于鲁迅作品在国内的出版和研究而言,鲁迅作品的海外翻译和传播研究仍是一项有待拓展和深入的领域。     

19世纪后期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两访打箭炉(康定)及启示

由于18世纪后期以来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毗邻西藏的康藏地区的打箭炉(今康定)在19世纪也成为西方人难以进入和立足的"闭锁"之地。在此背景下,1889—1890年两次进入该地的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的动植物采集活动遭到了当地官民的阻扰和抵制。尽管如此,普拉特的采集活动颇有收获,并且他还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现了打箭炉自然环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打箭炉这个看似与外界隔绝的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与文化兼容性。康定历史上这些极少被注意的方面和特点有助于近代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也有助于外部世界认识康藏,对于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促进康定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传媒“四化”论

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人类进入"传媒化生存"时代:传媒视频化带来了现实社会的拟态呈现与演绎;传媒生产化导致了知识信息的线上"众筹"与"共享";传媒社交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再现与再造;传媒智能化预示着人类生态的变化与变异。在此基础上,信息传播空间与社会发展模式得以重塑。     

“谁来继承英格兰?”: 《霍华德庄园》中的记忆冲突与传承

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_“英格兰现状_”小说对英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思考。小说通过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父子和露丝所代表的三种文化记忆之间的矛盾冲突，伦敦城市文化和霍华德庄园乡村文化的对立，探索了英国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后，社会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式微以及工人阶级低工资、失业等社会问题，反映了作家对英国未来走向和发展的焦虑，而且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_“谁来继承英格兰_”这一著名的英国记忆问题。关于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不仅关乎家族记忆传承，也意味着各阶层记忆的重组。小说最终完成了霍华德庄园主人露丝到玛格丽特的记忆传承，喻示着霍华德庄园被建构为英国传统记忆的_“记忆之场_”,具备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其中对立冲突的各阶层重新联结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忆整体，以重建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福斯特给出的_“唯有联结_”,回答了英国记忆传承的问题。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诺斯替主义

纳博科夫小说中有着神秘的诺斯替主义主题,它强调彼岸与世界、世界与人的二元对立。彼岸完美自足地在人类之上存在,世界则如牢狱,充满荒诞、邪恶、黑暗与暴政。人本质上不属于世界,而是来自彼岸的异乡人。他借助神秘的灵知,摆脱黑暗世界的暴政,实现灵魂的升华,回归自由的彼岸。纳博科夫的小说表现的正是对黑暗世界的鞭挞、对彼岸的向往以及人类凭借灵知获得拯救的诺斯替主义主题。     

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下吉隆口岸的发展模式

基于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以政治、经济为主轴的治理伙伴关系，超越地理、疆域实体，成为双边社会、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区域”作为治理的有效场域，弥补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形成跨地区联通与认同凝聚。边境口岸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在加强毗邻国双边、多边关系，推进跨境区域协同共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焦中国连结南亚的前沿，本文以吉隆口岸为治理单元和组织单位，从驱动力和过程两种视角，通过中尼边境区域协同治理案例分析，围绕“中方先行”的治理举措，探析新时期吉隆口岸发展模式选择。通过对驱动力、政策环境、多元主体、结构布局、合作路径、发展效力等治理要素内涵的深度剖析，从空间、结构和趋势上精准谋划设计，探寻吉隆口岸特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