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孔融取死之谜

孔融个性鲜明,以至终为曹操所不容而被杀,学界大多归咎于曹操。本文探讨了汉末以来的文化氛围与知识分子的行事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孔融的一生行事做了细致梳理,对其取死之因做出了新的解释。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花蕊夫人宫词补考

关于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自北宋以来即有两说:一以为是前蜀王衍之母后小徐妃作, 一以为是后蜀之徐妃作。1946年浦江清已考证宫词为前蜀徐妃作, 但未对历史文献加以辨析。兹对文献辨伪, 并找出伪说之来源及其附会演变之情况, 补证浦江清之说, 论定所谓后蜀花蕊夫人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作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正逐步缩小,在文学的天地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文学批评家地位的失落,文学批评在理论界地位的不断萎缩,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本文旨就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困境,以及困境中的批评家如何作为而提出。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