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区

从宏观的社会制度结构角度看,社区是一种与市场、政府和企业等不同而并列的元制度类型,内含情感上相互依赖、经济上互惠互助、政治上权威自治的制度理念,是一种以相对封闭的关系网络为基础,以互助、互惠、合作、信任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规范,并以网络治理为主要的运行机制。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而社区社会资本主要产生于社区成员的日常互动,但政府的引导、企业的支持可以加快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中国人口学的20年:1978-1998

本文对２０世纪中国的人口研究,特别是近２０年的人口学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性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前景。认为近２０年的人口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四个特点,人口学在２１世纪仍将有新的发展。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

我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加深了社区人口的异质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将对城市邻里的社会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关于社区内部异质性对邻里社会资本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在剖析争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分类研究框架,认为社区内部异质性对两种性质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影响。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增大会抑制整合性的社会资本,但有可能促进链合性的社会资本。     

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道德哲学宜以直感判断力来解释。     

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上海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非法的“居改非”,并在领导田子坊实验的基层政府的默许和庇护下由个人的“居改非”蔓延为整街坊的“居改非”.此种庇护所以最后成就田子坊,其要紧处在于它因应了民生改善的诉求,扶持了创意商铺的实验,促进了历史街区的复兴,从而将一个不合法的集体居改非做成了一项有助于旧城区更新和新社区发展的集体的创业,这种“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Commun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新经验,而不同于政商合作大拆大建的“企业化的政府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的主流模式.然而,田子坊的胜出,并未能继续其社区创业的脉络,没有业态和租金的管控,没有自觉促进创新产业的政策和制度,田子坊的火爆反倒令投机盛行并最终不仅损害田子坊的社区性也将损害它的文化性.     

社会排斥视角下贫困儿童的健康公平探讨

儿童的营养状况和身体健康受到经济条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儿童的身体健康对于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家庭条件引起的儿童的身体健康的差异显示出贫困儿童在其生命的起点所处的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源于贫困又使其滞留于贫困,这个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由于各方面的社会排斥而变得异常渺茫。目前所实现的健康公平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忽视了儿童早期的饮食和喂养,而且对于同等需要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界定。因此,要使贫困儿童能与其他儿童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全球背景下的“新贫困”及剪隙

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学著作中有大量关注福利国家前景、全球化影响下的人类生活、个体化以及“新贫困”的思考。被鲍曼称作消费者社会的当下社会，可被视作流动的现代性，强调流动性作为我们时代的标志。而全球化的概念完整地概括了这种资本与社会精英日渐增强的流动性的特点。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不平等:强化抑或均衡

数字不平等研究需要超越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技能等关注维度,聚焦分析在线政治参与不平等。对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样本的分析发现,在线政治参与可分为网络政治表达与在线资源链接行动,且它们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其中,网络政治表达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地位,而在线资源链接行动的积极性与大学生的培养层次、发展效能感均呈现出负向关系。这些发现表明,取决于在线政治参与的形式,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线下政治参与的状况,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扮演了均衡器的角色。此外,成长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网民尚未充分利用互联网来表达政治或获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