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中国古代道德纲领

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构成的中国哲学均追求自然。道家倡导道法自然与无为,顺其自然是其道德主旨。儒家强调依仁义行、人心顺于道心、由心自然知仁义孝礼,顺德性而为即成人之正道。佛教双遣有无,以为中道,由无心于物,进而无作,顺其自然,终至涅槃人生。从儒释道三家来看,自然或顺其自然便成为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共同纲领。     

宋学学术精神、学术方法探析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中兴期,与汉学今文经学大异的宋代义理之学,蕴涵着极其宝贵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宋代学术精神主要包括怀疑精神、兼容并包精神、建构全局理念、自立其学精神和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宋学研究方法则主要有疑古、学习释道之长、建构学术全局等。通过对宋学学术精神、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发展之缘由和得失,从而对当今研究者有所启迪。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天理与儒家人类本质论

传统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是人性尤其是仁义之性.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性概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天理概念,人性论转变为天理说,理学家用超越的天理来定义人的本质.理是普遍而永恒的实体,是超越的存在,这个超越实体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好恶行为.自然的好恶行为是产生于人心或人性的自然活动,这种自然行为在超越天理的主导下转变为超越性行为,并因此而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行为,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依据超越天理的人.     

族际通婚与身份融合

民族是历史不断建构着的人类共同体。族际之间的通婚融合既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又能反过来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联系各族群众的血亲纽带。为了巩固和增进族群团结,抵制分离主义和"分而治之"的外部威胁,国家应在支持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平等共富的同时,努力增进族际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联系;在不妨碍民间自发通婚积极性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组合的通婚子女提供统一的政策服务和无差别的政策优惠。     

20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之历史审查——兼论清学本质与新视野下清学史的书写问题

清学史在书写过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难度.必须在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流变的基础上,在探讨清学经学本质的过程中,打破以汉宋学之争为骨架来阐释清学史的桎梏,从而在反江南中心论、反考据学中心论、反西欧中心论、反中西比附的方法论中重建清学史话语体系.     

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述评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对过去经验的重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通过对证据的批判研究和历史情境的把握,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心中重演古人的思想。他既反对有着自然科学化倾向的实证史学,也批评"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编撰学。他强调了历史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有着自己特殊的性质和独特研究方法,并指出历史真理的标准乃是历史观念本身。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从“悼亡”说到“自伤”说——论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

李商隐《锦瑟》主题阐释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悼亡说、自伤说与诗集自序说,三种说法均与何焯有关。通过对何焯的李商隐诗歌批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探寻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追溯自伤说产生的渊源。何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与科学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悼亡说到自伤说,从《锦瑟》扩展到李商隐的全部寄寓之作,建立了自伤型批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