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思想史叙事中的范式性遮蔽——智者学派何以在政治哲学史中消失

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学术界被很多人看成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标志。这种看法虽然也有一定的依据,但在今天人们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反思中,它却多少是坚持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的结果。除去这种范式所带有的特定遮蔽,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政治哲学发展史的另一幅画面:智者学派具有自己特点鲜明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全面参与了政治哲学转向的过程。当今时代变革催生的"认知范式"转换正颠覆着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史的解释框架。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     

“判后答疑”的意义与局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在司法实践中,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裁判结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标准有着各自内在缺陷,相比而言,可接受性标准具有自身的优势.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判后答疑"制度可以看到,该制度在促进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降低无谓上诉和重复申诉方面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操作性较低以及过于依赖法官个人素质等原因,判后答疑也有可能对接受裁判结果起到适得其反的消极效果.但从司法发展的整体来看.判后答疑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国需要建立判决理由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和前瞻.     

论司法三段论中的逻辑与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舍乎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是实现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一种基本模式,同时由于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问题上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此,逻辑与价值判断构成了司法三段论的两个基本内容。     

试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一个利益平衡视角的解读

日前，我国保险法中只对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了较为笼统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运用较为混乱。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确立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受益人合同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是有具体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始终在维护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中寻求动态的平衡。     

青少年成长团体工作模式探析

本文分析"青少年成长团体"在增强青少年心理适应能力方面的功能与价值,探讨学校团体社会工作对于解决青少年问题的操作模式,并对"青少年成长团体"心理调适模式进行评估。     

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法文化视角的对照与分析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的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下的无讼价值追求,维系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犯罪人、被害人的人文关照,强调犯罪是对被害者个人权益的侵害,对被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成为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就二者比较而言,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当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罪刑法定、形式合理性及其代价与选择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法逻辑的抽象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求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在刑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与类推、法律职业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及犯罪形式概念与犯罪实质概念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该理念具体实践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曾遭遇来自不同学派的强烈挑战。我国新刑法实施迄今，人们一改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初的狂热，转为对该原则信念上的动摇，于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作出理性判断与选择是关系到我国刑事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