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流寓辽东士人之遭遇及其影响考论

东汉末年,中土动乱,辽东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民集聚地。流寓辽东之人口,不仅有数量颇多之下层移民,而且有一批“越海避难”的山东儒学名士,如邴原、管宁等,皆为汉魏之际的精英人物。他们在辽东,与割据统治者公孙度父子保持距离,不屈从,坚守士人的严正立场,主要致力于儒学教育,推动当地社会风俗的变革,从而在乱局中承担起自身的文化使命。     

论宋文帝刘义隆对皇族子弟之训诫及其局限

宋文帝刘义隆效仿高门士族社会家教风尚,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士族家教的核心在于崇尚儒家礼法,在这方面,刘宋皇族子弟则缺乏积累,伦理意识淡薄,以致不断引发宗族骨肉相残的悲剧.宋文帝训诫子弟,尤重军政实务与倡导节俭,具有务实的特征.不过,宋文帝家教之内容与成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宋文帝性格猜忌,时执掌军政的皇族子弟多所限制,以致他们普遍颓废以求自保,骄奢淫逸之风蔓延.总体而言,宋文帝虽有以家教训导子弟之举动,但终究流于形式,成效不著.     

晋宋之间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考述

东晋以来,佛教传播日益广泛,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也不断密切。东晋中后期及刘宋时期的统治者,包括帝王及其王侯、后妃、公主等多笃信佛法,捐施资产,创建佛寺,甚至在内宫中开展佛事活动,造成一些僧尼与宫廷发生日益紧密的关联。而宫廷作为政治权力中心,僧尼频繁出入,必然使他们有机会参预朝政。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孙吴诸葛恪辅政与北伐失败原因考析

诸葛恪是孙吴侨寓人士少壮派的主要代表,以才思敏捷得孙权赏识。太元、建兴之际,恪受命为少主孙亮之首辅,主持孙吴军政。为提高声望、巩固权位,恪对内进行政治改革,对外一再兴师北伐,激化了孙吴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恪志大才疏,不长于实际军政,又刚愎自用,以致丧师亡身,孙吴政局也由此步入衰途。     

论北魏迁洛鲜卑上层之腐化及其原因

<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载北周儒者乐逊曾上书陈事,其中有言: 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