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措施

科技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因此，科技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试论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以广西为例

以广西为例,＂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先是对＂省管县＂改革中的四个基本概念,即＂行政省管县＂、＂财政省管县＂、＂扩权强县＂和＂强县扩权＂的关系进行梳理,得出省管县比市管县具有更高行政效率的结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8年是恢复发展期,1999年以来的20年是快速发展期。在40年的发展中,各类研究机构先后设立,多套比较政治丛书和集刊陆续推出,比较政治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共同体日渐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不断丰富和拓展。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今后比较政治的跨学科研究将日益增多,注重国家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将获得更大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的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将得到加强和深化,新制度主义范式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展。     

英法两国行政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

行政生态学说的代表人物里格斯认为,行政环境是行政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影响和改变着行政环境。从对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中,里格斯归纳出影响公共行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本文将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因素着手,对英法两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政府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社会企业”与“食物银行”:澳门特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刍议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绝不能产生任何滞后。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地变化,由政府高度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亦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之一的澳门,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政府公共财政收入颇为理想的情况下,不断探索"以民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努力辅助弱势社群,解决社会问题,持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澳门特区近年来推出的"社会企业"和"食物银行",是澳门政府现阶段社会管理的着力举措,体现出澳门特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特点。     

类文明:全球化时代中国式民主的应然走向

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民主类型中的一支新秀。如同任何类型的民主一样,中国式民主包含着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个主要方面。就其内在精神来看,中国式民主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演绎着民主的普遍精神;就其外在形式来看,中国式民主又以其独特的实现形式丰富了人类民主的具体形式。因此,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的,但又是人类的。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式民主必须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广纳的气魄——即具有类文明的自觉。只有准确地把握中国式民主的精神实质和具体实现形式,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不断增强"类文明"的成分,才能发展好中国式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断走向"类文明",正是中国式民主的基本走向和最终归宿。     

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切实提高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方能走出一条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强库之路。在前人研究智库指标的成果基础上,经过系统深入的归纳和筛选,整合出科研及其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智库影响力等12项指标,以此形成体现智库实力的指标项目清单。在此基础上,挑选出得票数比率超过20%的7项指标,遵循指标设计四项基本原则,采用切实可行的网络问卷调查法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流程,构建出智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美国独立检察官制度历史及价值

独立检察官制度是美国独特的法律制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因“水门事件”而制定的《政府行为准则法》，在20年间经历了3次修订，于1999年6月《独立检察官法》到期而未获国会通过终止。囿于独立检察官制度始终存在合宪性困境、有非独立倾向和其在分权结构中地位模糊，其最终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而被废止，但它在解决美国法治危机、遏制高层官员腐败、完善制衡机制、解决司法部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仍有重大作用，对现今的检察制度仍有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