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假设句的主句标记使用情况考察

从跨语言来看,假设句的主句使用标记并不具有普遍性,并且一般来源于代词,但"如果说"句的主句标记除源于代词的指代性标记之外,还有承接性和转折性的。通过对大规模真实语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如果说"句的主句标记出现频率极高,其中指代性标记"那么"的出现频率超过60%,远远高于汉语其他假设句中指代性标记的出现频率,这同"如果说"句的表义偏向和"那么"的强推理性有关。     

高旭与晚清诗界革命

20世纪初年,高旭充满变革精神和时代气息的诗作屡屡见诸《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及《新小说》"杂歌谣"栏目,成为诗界革命阵营的后起之秀。高旭见诸其他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的大量诗作,同样受诗界革命时代精神之影响,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然而,长期以来,高旭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关系这一文学史线索却隐而不彰。     

“落后”农民形象的嬗变——以欧阳山《前途似锦》与莫言《生死疲劳》为例

在一系列颂扬与粉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落后"农民人物形象图谱,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在表层叙事结构中自然地链接成一条"抵抗点"的序列。从"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分别选取《前途似锦》中的"闹退社"农民梁槐与《生死疲劳》中的"单干户"蓝脸为考察分析的中心,从分析人物形象特征入手,展示出在不同权力话语的介入下"落后"农民形象的建构过程与嬗变轨迹。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平议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不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要使“文革”文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摆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的误导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初识

国内学术界迄今认为,犹太古典文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首次对一部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予以评介,认为这是一部雄浑、悲壮、自豪而充满自信的历史剧,它艺术地展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意义;其戏剧艺术主要得益于典范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剧作家以西结有意识地遵循舞台演出原则,把《出埃及记》中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在幕、场的设置,诗韵的运用等方面对古希腊戏剧既极力模仿又有所突破,大体做到了“犹太躯体与希腊服饰”的合一。     

晚清狭邪小说的原型剖析

狭邪小说中蕴含有丰富的原型 ,它们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叙事。具体讲 ,仙人思凡原型建构起“犯戒受惩———凡间磨难———重返仙界”的叙事模式 ;凡人游仙模式则聚焦游仙过程的艰难 ,行为主体超越生死、勘破色相方能成仙。因果相报模式既成为组织情节、安排结构的依据 ,也是制约人物命运的要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成为人物命运的预置模式 ;它还成为增加叙事魅力的手段。乡下愚伯模式建构起“离开乡村到都市———流连都市———逃离都市回到乡村”的叙事模式 ,其价值在于表现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优劣。     

从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1918-1922：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转变

"五四"前期周作人以宣扬、实践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著称于"五四"中国新思想界,但在 1921年之后,他的思想命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论述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周作人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思想过程,即从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思想立场的初步确定的观念历程."自己的园地"这一新的思想原则成为 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历程的重要逻辑起点与思考基础.     

李贽诗歌简论

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 ,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诗歌以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 ,自述身世 ,咏物抒怀 ,亲情流露 ,甚至事佛之作 ,都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诗歌语言通俗朴实 ,以“俗”见长。诗歌形式不拘 ,话随情至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