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对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构建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影响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猕猴桃主产区陕西和四川两省686份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熵值法从互联网渗透度和互联网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村域层面的互联网发展环境指数,探讨互联网发展环境在多维教育与农户IPM技术采纳关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多维教育（学历教育、互联网学习）各维度均能直接促进农户采纳IPM技术;（2）互联网发展环境降低农户IPM技术采纳过程中对学历教育的依赖性,但显著增强默会知识和互联网学习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学历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3）进一步地在考虑种植户规模异质性基础上,互联网发展环境对小规模农户学历教育影响IPM技术采纳的弱化作用更为明显,对大规模农户互联网学习影响IPM技术采纳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建议政府持续改善农村教育基础环境,积极探索和创新多维教育体系,增加农户技术知识和经验积累,进而促进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     

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的分析

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农户持续参加科普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持续参与科普培训对提升农户科学素质具有关键作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将外部环境划分为参与环境和人际环境两个维度,将农户结果期望划分为素质结果期望和收入结果期望两个维度,采用陕西省305户农户随机分层抽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农户科普培训持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结果期望对农户持续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素质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人际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收入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据此提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增强科普培训的实用性以满足农户结果期望等提升农户持续参与科普培训的建议。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电商参与、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

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不仅有利于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且对农业的绿色生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可成为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可能路径。利用有序Logit模型测度电商参与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均数方差调整加权最小二乘法 (WLSMV) 和 Bootstrap 法检验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电商参与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电商参与显著提高了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并且技术认知在此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政府应从加大宣传力度、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提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认知等方面提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 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 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