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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60-164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各地野心勃勃的豪强趁机拥兵自保,割据一方。董卓集团覆亡后,在凉州系军闯中要数马腾、马超父子及韩遂所组成的军事集团最为强大,并且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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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学莲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4):73-77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开展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作为革命圣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革命根据地,它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它是一次带有全民性质的社会变革,是由边区政府组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它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从身体和思想上解放了根据地妇女同胞,把他们动员到抗战和生产前线上,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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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明太祖为达到既用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又用边马巩固国防的目的,建立了空前完备的官营茶马互市制度,促进了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和繁荣,后继者不时整顿和变通,来维护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对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分期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的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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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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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 934公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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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澍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2):139-145
武宗绝嗣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一危机是正德君臣懈怠、乱政的集中反映。在这一危机中,除武宗外,首辅杨廷和是另一关键性人物。在武宗生前,杨廷和对群臣上疏劝谏预立皇储漠不关心,没有对武宗形成强大压力,使解决危机丧失了最佳时机。在武宗死后,杨廷和自作主张,选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君,直接造成了武宗绝子。但当世宗继位后,他削足适履,违背遗诏,想当然地提出要让武宗堂弟变成武宗亲弟,试图通过改换皇帝的父母为其造成的武宗绝子弥补遗憾,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来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杨廷和不得要领,胡乱作为,大搞一言堂,要么隐忍,要么张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政治危机时拙劣表现的典型代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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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勇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56-62
藏族的国家认同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由外在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明代,中央政府通过在河洮岷地区实施卫所制度、分封与朝贡、茶马互市等军事、政治、经济政策,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在“国家”政治框架内,藏族群体在民族重构与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从建构过程来看,既有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也有藏族群体的自觉融入。由外在因素的推动最终内化为一种民族自发意识,体现出藏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自发性的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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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