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国家认同危机与认同政治——国家统一的视角

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国家认同危机的实质,源自于国家的"去中心化"挑战,即亚国家单位的文化认同、利益认同及地域认同在不断政治化和极端化的过程中,最终反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并寻求独立而使国家统一面临威胁。这一过程也是分裂主义进行认同政治动员和操弄的过程。通过塑造他者、构建自尊与威胁、挑起冲突等机理,分裂主义不仅要完成分裂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对立性的建构,而且要最终实现分裂群体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僭越和替代。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试析豪萨语与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

豪萨语作为西非地区通用语,也是豪萨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尼日利亚国家独立后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体化与培育统一的归属感、认同感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民族建构。本文以非洲本土语言为视角探讨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阐述豪萨语的语言发展进程及其具备的政治属性、在地区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对北尼日利亚民族整合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豪萨语对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产生的双重影响。     

民族认同如何可能——概念、发生理论与作用评析

近年来,民族认同成为学界重要关注之一。总体看来,作为一个历史性、建构性概念,在具体时空结构中,民族认同既是内在的心理体念又为外在的行为实践。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以及政治、文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驱动了民族认同的发生。民族认同之于社会与政治有着双向作用,既能促进国家、社会和谐稳定,亦可成为它的阻碍。在当下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认同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对双文化认同 整合影响的路径分析

研究选取在内地高校学习的藏族大学生193人,以及在藏族自治地区高校学习的汉族大学生183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文化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心理因素进行测量,用以建立跨文化群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文化因素—个人因素—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集体主义倾向通过正向影响了个体依赖型自我构念的形成,最终正向影响了跨文化群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个体主义倾向通过正向影响独立型自我构念,最终负向影响了跨文化群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说明跨文化群体对新文化的认同存在环境—个人的交互作用。群组比较结果表明,民族类别作为变量调节了水平集体主义对双文化认同整合混合—分离维度的影响,说明民族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影响因素影响跨文化群体对新文化的整合。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政治文化对国家认同影响之分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特殊的政治取向,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部分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其中"国家认同"就是对国家的政治态度。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质性,然而,在实践中一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客观事实,使由此衍生的结构性亚文化对传统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以宪法为核心,建构宪法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克服国家认同问题。     

从抗震救灾看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它是国家振兴的根基之所在。从内容上来看,国家认同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要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层面展开,它们也是国家认同建构有效的、可行的三种方式。     

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二者虽有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无明确的时空分界。基于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建设之间充满了制度建构的张力。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切政党面临的难题。民国初年,作为部分的政党肩负着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不仅导致政党政治的失败,而且使得政党成为国人共诛的对象。国民党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选择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终因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丧失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构,消解了现代国家建设两个维度间的理论冲突,并找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革命路径。     

论影响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因素——以四川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还有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进步和共同繁荣。依法治国方略,在西部民族地区仍然是实施该地区繁荣进步的基本策略。在西部大开发及加入WTO的大环境下,如何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环境,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客观上也要求民族地区应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应充分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人文、宗教、习惯等因素。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北朝时期中原正统观念下的民族身份坚持——北朝音乐的文化精神

北朝音乐系统中,一直有两种文化并行,一种是代表中原正统文化的儒家社会政治文化,另一种则是草原文化。北朝统治者对于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继承并没有同步到艺术精神领域。一方面他们以汉化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国家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保留了强烈的民族艺术特质。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性的彰显,正是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表现。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论域及展望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缘起于中国政治学、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变化。目前,这一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与内容、形成与实现、困境及出路、目标与战略、未来走向及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政治发展研究将呈现出注重实证分析与现实问题和个案研究、注重政府政治体系与非政府政治体系并重等走向。     

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评《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

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加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对于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局面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讲,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也是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全球化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民族一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主权政治单位,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主题和神圣使命,所以,更需在当代中国的宪政言说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家秩序,在尚未解决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种尝试注定难以成功。从条例的文本内容上看,该条例依然与现代国家成熟的国籍制度相距甚远。尽管《大清国籍条例》的立法尝试并不成功,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国民身份意识的萌发。一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人口管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而国籍法的首次颁布将能够为"个人"脱离"户",拥有独立的身份,提供可能性。从法制的层面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与颁布,使得"个人"身份具有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户籍到国籍,从臣民到国民,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替换为现代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逻辑,这部法律关涉"中国人"之法律身份之确立,为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埋下伏笔。     

多元价值主体视域下国家核心价值观建构

＂国家＂、＂社会制度＂、＂政府＂、＂政党＂等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它们所具有的价值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和交叉,由此形成国家完整的价值体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国家核心价值观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社会性,其内涵应该是人类价值共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其实现以政府制度安排为主渠道,其功能是形成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键,是国家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价值支撑。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

河湟区域在宋夏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制夏、拓土的需要,北宋在河湟区域大量修筑堡寨。堡寨成为北宋镇守蕃地和河湟地区发展农、牧、商贸业的重要基地和民族融合、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