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传统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

英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传统,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英国社会固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使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前社会结构的转变；代表着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贵族精神不仅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还带动了全民族投身到工业革命中的热情.然而社会文化传统中消极的一面也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灾异与“文景之治”

汉文帝时期共发生4次灾异,汉景帝时期共发生22次灾异。频繁的灾异使得汉文帝汉景帝心存敬畏,因而采取重农务本、免除劳役、大赦天下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并利用灾异加强中央集权,对他们的施政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文景之治＂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从开禧北伐看南宋政治积弊

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使南宋政权弊端凸现、财政拮据、士心不一,各种矛盾激化,而韩侂胄也以北伐的首发者、事件牺牲品被列入《奸臣传》。     

唐五代养子现象略论

收养假子的现象本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宗族继承思想,唐五代时期,不少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一特殊的亲缘关系来笼络人心、扩大势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收养假子之风。这种养子关系大都是因利而合,所以会引起争权夺利的争斗厮杀,但是也不乏舍身相救的忠贞之士。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关系不但影响着他们自身的成败,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加快了改朝换代的进程,又阻碍了新王朝实现大一统的步伐。     

敦煌《备急单验药方卷》缀辑本考补

敦煌文书中的一些医方与这一时期其它医药文献中的医方一样,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医经、经方之书,尽管同一医方在不同文献中其表述方式、药物的排列顺序、药物剂量的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体例和内容基本一致,甚至完全相同。这些具有传承关系的医方,成为考补《备急单验药方卷》医方残缺的重要依据。     

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兰州近代金融业：1906—1945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先后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处内陆的广大西北地区也受到了冲击,随着农牧产品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兰州这一西北重要城市中心市场地位的功能也日渐突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刺激下,原本的货币、钱庄、典当等致使市场交易成本增加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市场要求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需求下,兰州传统金融制度开始出现变迁,经过北洋军阀时期的乱象丛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1939年以后近代银行业的大发展,无疑都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兰州地区的近代银行业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因此它所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而且所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久。     

历史时期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变迁与机制研究

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作为山神的象征,独特地理概貌和由此形成的小气候对自身发展演变产生很大影响;在促进太白山神信仰的兴盛,丰富区域文化内涵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汉魏以来,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在其形成、演替、功能集中、转移等演变过程中逐渐特征化——神秘意象不断增强。从表象看,是人们对其选择或调整的结果;究其实质,是太白山独特地理环境的长期诱导,人们因生产生活、民间宗教和政治的需求,以及基于此的民众精神和心灵的必然诉求等因素构成的动力机制的激励,祷雨文化行为进行地理优选的结果。     

略论蔡畅在陇东领导的妇女运动

蔡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领导先驱之一,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观与陇东实际情况相结合,鼓励妇女冲破封建枷锁,争取婚姻自由、禁止缠足、开展放足,支持妇女学习文化,实现男女平等。在其带动下,陇东妇女运动发展迅速,成效甚彰,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作用重大。至今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仍有价值,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