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案例研究——监督的性质与制度的试点

主持人话语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CJS）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关注始于2005年下半年，至今已历时3年多，并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合作从事《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证研究：广安模式》的课题。现阶段，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广安的试点已初见成效，相对科学的人民监督员体制外模式已现雏形。司法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刑法的人权蕴涵及民权刑法观的倡导

无论是人权的理论根基还是刑法（罚）的基础价值,都不可能脱离伦理性内涵予以构建,这决定了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刑法（罚）既要保障人权又要充分防卫社会的功能性追求,决定了伦理基础是人权和刑法价值共同的根本。     

二元模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走向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是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前后热烈讨论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够保障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良好运转。国外对该程序有多重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模式、民事诉讼模式、保安处分模式以及单独立法模式。在我国,也主要存在刑事诉讼说、民事诉讼说与保安处分说三种学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应当单纯地理解为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民事诉讼程序,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该程序。当前阶段,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具有刑事诉讼的性质,但是在未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必将走向民事诉讼程序。     

刑事法治背景下终身监禁制度的消解

在反贪的严峻态势下,我国刑法引入了终身监禁制度。该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性制度而问世,对近代刑事法治的推进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刑事法治的演变,终身监禁和刑罚轻缓化理念、行刑社会化思潮以及刑罚经济原则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终身监禁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诸多限制。因此,立足于理论层面的现实阻碍,对其进行消解不仅存在域外法治的借鉴基础,也具备现实的制度支撑。     

刑罚的当代困境：表现、缘由及出路

当前我国刑罚陷入了某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名为轻重有度、宽严相济，实为多重少轻、重罚愈烈；其二，刑罚效用不当夸大，刑罚实际效用与国民心中的期待效用之间尚有距离；其三，刑罚结果信任危机，裁判结果屡遭质疑。出现如此困境的缘由在于刑罚目的混乱导致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功能不明导致刑罚效用受损，而判罚机械、说理不足导致刑罚结果难以获信。对此，应当重新明确刑罚目的；合理认识刑罚功能；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克服判罚机械、说理不足的弊病。     

论犯罪构成视野中社会危害性的重构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理论的核心范畴。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社会危害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形式和实质同一的特点,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体系上区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将社会危害性判断从犯罪构成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实质判断和消极判断阶层,并进一步阐明社会危害性的规范性内涵,从而使社会危害性获得体系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对通说中犯罪本质特征的反思

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能够彼人们直观所把握，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而不是本质特征，刑法只能为了保护代表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法律制度而被迫牺牲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才有存在的必要，行为应不应该受刑罚这一刑法特有的制裁手段调整是决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反映了犯罪本质的直观特征，由此出发，只能得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命题。     

论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适用及既判力范围

继续履行请求权并非首要适用的违约救济方式。基于执行依据的明确性,继续履行合同判决应限制适用于被告履行在前的对待给付之诉,判决基准时前的合同双方履行行为经过司法裁判权的审查,都被判决既判力所覆盖。摒除以往败诉被告作为被执行人的片面认识,用辩证思维对待继续履行合同判决既判力范围,合同双方履行行为都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的,都可作为被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