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2007-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一大因素,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程度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另一大因素,且影响十分显著;民族人口比重是要长期关注的政策因素,老年抚养比是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在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这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且是可行的。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的法学分析——以四川的“三个样本”为例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再一次的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即合理配置农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与扩大消费市场的双向改革。市场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础动力,三种不同市民化路径反映出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作用存在重建市场微观主体与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两大前提。从法学层面分析,重建市场微观主体,重点需重新明确农村资源产权,实现户籍与财产权利的分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要在适当保留农民特殊国民待遇的前提下实现权利义务的均等。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成为上述改革的突破口。     

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

在侵权补充责任诉讼中,若直接责任人可以确定,赔偿权利人可以仅起诉直接责任人,也可以一并起诉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但不能仅起诉补充责任人。若赔偿权利人仅起诉直接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法院不得依职权追加补充责任人或直接责任人。若赔偿权利人先后或一并起诉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直接责任人主张的抗辩应及于补充责任人,而补充责任人主张的抗辩不及于直接责任人。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定或有证据证明直接责任人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赔偿权利人可以突破侵权补充责任的顺位设计,直接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但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的,不构成直接诉请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条件。     

跨区域贸易安排的勃兴与中国的因应

多边贸易体制困境导致了WTO成员方的场所转向,成员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区域贸易安排上,特别是多哈回合谈判僵局推进了跨区域贸易安排的勃兴。然而由于跨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具有跨区域、开放性和高标准等显著特性,其直接对以WTO为中心的多边统一体制形成冲击,导致了多边贸易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基于此,我国应顺时代潮流,密切留意多边体制的发展动向,推进和参与各类区域贸易安排,掌握规则谈判权和制定权,争取规则利益的最大化。     

马列主义被弃的悲剧及对我国公民信仰教育的启示——以“苏联解体”为例

作为地缘性政治悲剧,马列主义随"苏联解体"已被前苏东地区彻底抛弃;对中国而言,剖析这段悲剧及形成原因,既在昭示不同社会意识形态斗争之残酷,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立一座警示之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持续发力之际,为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少受干扰,就不得不对我们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由谁领导和如何看待历史等问题再次做出确证,以免在国内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之际重蹈前苏东的覆辙。     

无人机军事化利用的国际法规制

无人机从20世纪初初具雏形到今天运用于许多领域,其军事化发展进程总体上看从未停止。国际法上虽然承认军事化无人机存在的合法性,但当它被用于诉诸战争权的行使时却依然存在争议,并且自主无人机需要国际人道法考量。军事化无人机必须在国际法框架下行使。在用于诉诸战争权时,应该谨慎解释"国家同意""国家同意的限制""必要性""相称性"等概念,并且严格区分普通无人机与自主无人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挑战,让军事化无人机可以更加规范地被利用。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受乡村地区地理环境、民俗传统及诉讼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尚需依乡村地区特殊性进行变革.本文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实践研究改革方案,健全现有的司法系统,更好地捍卫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论罚款权及私权保护

罚款权作为一种最常用的惩罚手段,具有其他惩罚措施难以比拟的程序便捷性和直接威慑性,为社会各类规则制定者所青睐,甚至大量私法主体都在自己的规章里加以规定.然而财产权作为一种与生命权、自由权相并列的基本人权,乃人权实现之保障,罚款权的设定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私权.基于“平等者无强制”的理念,社会上大量的私法主体的罚款权规定是不合法的,而在有契约关系的情形下,罚款也只能被视为违约金.